日 期：2024.11.25
主講人：連加恩董事長
編 輯：蘇郁秦
校 稿：蔡元豪、蘇郁秦
一、 憐恤的人有福了──我的跨領域醫療職涯
我想用我自己的經歷來跟各位說服一件事：從醫學系畢業、拿到醫師執照之後，我換過大概七、八個工作，住過非洲、美國、台灣三個不同的大洲與地方。我想把這些故事串連起來，讓各位知道──讀生命科學或醫學相關領域，是一個極大的祝福，也是一個極大的特權，特別是大一的同學，你們還有無限的機會去發展不同可能性的人生
我拿到醫師執照後，參加了當時政府第一屆的外交替代役，出發前，政府把我們關在天母農訓中心學了100個小時的法文，每天除了上課還要複習，加起來可能讀了300個小時，自以為法文變得很厲害，結果出發前去晉見大使，大使一開口，我們竟然一句話都聽不懂，自己也只會講一些最簡單的問候語。
最後抽籤抽到了「布吉納法索」，下了飛機才發現，這是一個完全的第三世界，是我們從來沒有生活過的地方，是一個路邊的告示牌會警告村民：不要隨便買路邊成分不明的藥，否則會失眠、甚至導致腎衰竭的地方。我們去義診的時候，整個村莊好幾百人圍住我們，那是個沒水、沒電、連路都沒有的地方，連救護車都是一台破舊卡車改裝而成的，而那些沒錢看病的人，就只能去看路邊畫著各種病症符號的傳統草藥，可見這地方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
那時候，台灣的朋友寄了很多救濟衣物來非洲，為了不讓這些衣服被當地官員拿去變賣，我就想了一個辦法──教當地的小朋友「撿垃圾換衣服」，不僅能讓當地小朋友有衣服穿，還能順便處理垃圾問題。
在那個沒水沒電的地方，很多人都有嚴重的腹瀉問題，所以我們也開始幫忙挖水井，後來村長告訴我，這裡的就學資源極度缺乏，於是送給我一塊土地，希望我幫忙蓋一座孤兒院，這座孤兒院剛好在這個月落成滿20週年了，我們收留了許多沒有父母、或是家境非常辛苦的小孩，提供他們免費的教育。沒想到，我把這些故事寫成一本書之後，公共電視的王小棣導演說想把這個故事拍成連續劇，也就是後來的《45度天空下》。
因為當地資源太缺乏了，對非洲人來說學習藝術是太奢侈的事，劇組在當地根本找不到臨時演員，所以如果各位去看那部戲，戲裡的當地人基本上都是我當年生活裡的真人真事，他們是在「演他們自己」，唯一不同的是，導演把男主角換成了一個比我帥很多的演員叫林佑威(笑)。
後來出版社跟我索取了一張照片，給了我新台幣500元的一次性版權費，結果我就這樣出現在國小五年級的國語和地理課本裡了。
這就是我醫學系畢業、拿到醫師執照後，去非洲三年所發生的故事。
二、 從防疫醫師到駐外外交官：海地大地震與聯合國的疫情監測
從非洲回來後，我回到台北榮總接受家庭醫學科的訓練，完成訓練後，我加入疾病管制署擔任防疫醫師。2010年海地發生了一場大地震，一個晚上死傷50萬人，我們國家的搜救隊被派往第一線支援，而我是防疫醫師，因此也被派去參與第一線的疫情防治，那裡因為疫苗覆蓋率嚴重不足，加上災民都擠在難民帳篷裡，衛生條件極其惡劣 。
當時國際組織開會的地方，連個像樣的房子都沒有，最後全部集中在我們國家援助興建的組合屋裡開會，世界各國的專家都來了，甚至連中國的解放軍也在裡面，因為這是一個國際人道事件，在現場大家已經不再區分政治壁壘。聯合國在前進指揮所裡，每天晚上召集全世界500個援助機構開會、做資源分配，大家在會上協調：「我們這邊缺破傷風疫苗，我們那邊缺一個外科醫生，能不能互相支援 ？」
那時候我每天都要打電話回台灣的疾管局報備 。衛福部的長官非常關切一件事：「我們有沒有被聯合國排擠？他們的會議我們進得去嗎 ？」我說：「報告長官，完全沒有被排擠，而且我還被指派為疫情監測小組的發言人 。」如果其他國家對疫情監測有疑問，都會直接來找我。
海地任務結束後，我結了婚。沒想到我先是以防疫醫師的身份被派去花蓮，不久後，政府希望我去南非擔任「Health Attache」，當時衛福部派駐在海外的外交人員只有四個：一個在華府、一個在日內瓦、一個在歐盟，剩下的一個就在非洲，叫作 Health Attache，長官對我說：「我們想派你去那邊 。」於是，我又帶著全家搬去了南非。
我的工作是在整個非洲飛來飛去，任何台灣的NGO、孤兒院或學術研究單位，只要想在非洲執行醫療相關計畫，就會到我這裡來，由我來評估他們是否需要台灣政府的資源贊助，期間我們去過肯亞，幫國家爭取一些國際組織的選票；也去過加納，因為他們想要學習台灣的健保，所以我們飛過去協助他們建立健保制度。那時我們拿著公務護照、外交護照，帶著小孩到處飛，常常落地之後才開始找房子，暫住在同事家。
三、 日內瓦世界衛生大會（WHA）的外交洗禮與反思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國際組織上的名字叫作「Chinese Taipei」，世界衛生大會（WHA）的官方語言是隔年輪換的，一年英文、一年法文，我去的那兩年剛好是法文年。
那一年發生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我們代表團坐在底下開會，外交部的官員則坐在上方的看台區，進行「一對一緊迫盯人」的動作，檢查我們的邦交國有沒有按照規定舉手發言、挺台灣加入 WHO，開會到一半，外交部的長官突然把我叫出去，說：「連醫師，你趕快去把聖多美普林西比的疾管署局長叫到外面，我們談一談。」因為長官只能坐上面，我們做技術代表的可以走動，所以我就去把局長拉出來了。
我們當時在聖多美有進行一個瘧疾根除計畫，成效非常顯著，快要達到全面根除了，那時聖多美是我們在西非外海的友邦，我問長官為什麼要現在叫他出來？長官說：「現在全場就剩他還沒有舉手發言挺中華民國 ！如果這個官員沒有發言，我們回去會被懲處。你趕快叫他進去發言，只要他講完話，我們就能發密電回台北報告完成任務，大家就能去shopping了。」
結果，局長一臉無辜地對我說：「連醫師，不好意思，現在大會的議程正在討論『WHO 改革』，這跟台灣的議題完全不相關啊，你真的確定要在這個時候舉手講這個嗎？這樣我們在現場會非常尷尬。」
於是我又跑回去跟外交部長官說，建議他幫局長改機票到明天才離開，這樣明天就能發言，結果外交部長官非常生氣，把我訓了一頓，說我怎麼幫外人講話。
到了第二天，幸運的是議程剛好討論到區域會議的改革，有人提議讓區域會議自行決定誰能成為觀察員，這對台灣非常有利，但因為那位局長不會講英文，我們連夜幫她寫了一段法文講稿，讓她發言支持這個提議，並順道帶出支持中華民國實質參與WHO的訴求。
這段經歷讓我在外交生涯中深刻體會到政治體制的運作，也帶來了一些挫折感，這也解釋為什麼我後來選擇離開外交官的生涯。
四、 突破外交困境：世界展望會與尼日、肯亞的公衛奇蹟
在我在南非赴任以前，我的前任盧醫師告訴我：「我們在非洲做外交非常辛苦，必須尋求突破。這樣好了，你去世界展望會擔任他們的免費醫療顧問。」這樣一來，透過非政府組織的身份，就能帶我去到一些台灣在正式外交上無法突破的國家。
那時候非洲爆發了嚴重的饑荒，在尼日這個國家，有些地方甚至要往地下挖700公尺才能挖到水，因為旱災、蝗災加上內戰，許多小朋友死於嚴重的營養不良，但我完全沒有想到，在尼日這個跟台灣幾十年沒有邦交的沙漠小鎮裡，竟然有5000多個當地的小朋友，是由台灣的家庭所長期資助的！
我們飛去那裡，除了協助挖水井，也進行了嚴重營養不良兒童的介入計畫，在那裡，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了「麥地那線蟲」。當年我唸醫學系的時候，常覺得某些課好像沒什麼用，只想趕快修完考過就好，但後來發現，那些你以為沒用的課，往往在未來非常有用，例如寄生蟲學、生物統計學、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所以大家在進入臨床醫學之前，一定要好好珍惜這些基礎公共衛生課程。
麥地那線蟲是人類繼天花之後，原本非常有機會根除的第二個疾病，可惜因為某些地方的政治動盪（如蘇丹、查德等內戰地區）而無法徹底根除，它會透過不潔的飲水進入人體，長成成蟲寄生在皮膚底下，治療它沒有特效藥，如果你在體內直接把蟲打死，會引發嚴重的過敏性蜂窩性組織炎，唯一的治療方式，就是每天拿一根棍子或筷子，把從皮膚潰瘍處鑽出來的蟲體，每天「捲一點」地拉出來，絕對不能弄斷，一斷就會在體內潰爛。這讓我意識到，世界上的公共衛生問題往往不只是醫療問題，它與當地的政治、治安和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隨後，我也去了肯亞奈洛比的基貝拉──當時非洲最大的平民窟之一，許多從周邊面臨饑荒、內戰地區（如索馬利亞）的人，會帶著妻小步行離開家鄉，來到肯亞首都蓋起滿山滿谷的鐵皮屋。
當地人告訴我，如果是雨季來，腳下踩的根本不是泥土，而是幾公尺深的垃圾和漂浮的動物屍體，必須穿著高筒雨靴才能走路。然而，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裡，竟然有台灣的公衛學生去那邊服務、開辦平民窟小學。
這些都是我以前關在醫學系裡、走傳統醫療體制比較不容易接觸到的領域，它讓我有機會去實地觀察「人口移民與健康」之間的深刻關係。
五、 挪威國際組織與馬拉威的醫療資訊系統革命
後來我離開了 Health Attache 的外交工作，加入了屏東基督教醫院在南非與挪威組織「Luke International（屏基路加國際組織）」合作的計畫。
我們去到曼德拉的家鄉，推動資訊科技與公共衛生的結合，把非洲當地的病歷系統全面數位化。過去，台灣曾在馬拉威北邊蓋了一間功能完善的醫院，後來兩國斷交，台灣的國旗馬上就被漆掉了，但是，我們那時候幫他們導入的「愛滋病管理系統」，卻因為太有用了，至今依然在那裡持續運作、維持著醫療品質，所以我們就繼續在非洲推動這套系統的導引工作，期間也陸續帶了許多台灣的醫學生到馬拉威進行實習與公衛服務。
六、 42歲在哈佛大學的博士生涯：從城市遊民政策到政治經濟學
結束10年的非洲工作，我前往哈佛大學攻讀博士，那年我42歲，已經是四個小孩的爸爸了。雖然我是學公衛的，但我很想知道除了傳統的公共衛生，還有什麼力量能真正帶來改變，我參與了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一個計畫。這個計畫非常有趣，它讓在美國新選上的市長回到學校修課，並由那些當過市長的資深學長姐擔任他們的導師，同時提供我們這些學生免費的機會去當這些城市的顧問，我們去問市長：「你現在最大的市政問題是什麼？我們有一群跨領域的學生來幫你研究。」
我配對到了新罕布夏州曼徹斯特市的市長，我們這組學生幫他研究城市的「遊民問題」。為了體會第一線的狀況，我們甚至在零下低溫的冬夜裡，在戶外跟遊民一起過夜，幫他們做募資研究。在花了五個月的時間分析了大量的數據、使用 GIS畫出地圖後，找出了「健康不平等」發生的地方──某一區的小孩有窮、缺乏教育與醫療資源的社會不公的問題。
第二階段，我繼續留下來幫市長做「學生遊民問題」的政策分析。曼徹斯特其實是一個環境很不錯的城市，波士頓很多富豪會在那裡買豪宅，但就是這麼一個富裕的城市，竟然每天有高達1000個小學生，白天去學校上課，下課後卻只能回安置所或是睡在父母的車子裡，因為他們沒有家。
我們幫市長分析了50個非政府組織的財務狀況，做出了精密的財務與政策分析。最後，我們很高興地去跟市長報告：「市長，我們幫你分析出來了，你手上有一筆400萬美金的預算可以靈活運用，你應該把這筆錢好好投資在這些遊民家庭的復原和住宅計畫上。」
沒想到市長聽完，深深嘆了一口氣說：「連醫師，我有這麼多遊民要協助他們去戒毒、要幫他們蓋房子，這400萬美金一丟進去，一下就燒光了，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這件事給了我非常大的挫折感，我開始懷疑我們在學校學的這塊招牌，我們在公衛學院做了一堆精密的數據分析，找出了問題的癥結，但當真正要帶來社會改變的時候，往往需要別的力量──政策與政治的力量。
為了理解這點，我也跑去甘迺迪政府學院修了一堂政治課，教授叫作Bob Shrum，他開了一家非常厲害的政治公關公司，輔導過世界上二、三十個國家的總理或總統競選，更不用說美國有數不清的州長、參眾議員都是被他捧紅的，課堂上還常有剛選上議員的學長姐回來分享。
但這堂課讓我最震撼的是，教授在台上公然地教我們他的公司如何做「Smearing（政治抹黑）」，台下坐著200個來自斯洛伐克、捷克、印尼、日本、法國等世界各地、滿懷政治理想的年輕學生，大家就在台下學著怎麼抹黑對手，這讓我開始懷疑，政治的力量到底是不是我所渴望帶來改變的正確解方？
七、 哈佛管理學院的震撼：生技產業的千億台幣與天文破壞速度
因為心裡的不滿足，我決定去哈佛商學院看看，修了生技與商業這門課。進到那堂課以後，我受到了極大的精神震撼，授課的教授叫作 Christopher T. Walsh，他創辦了無數家頂尖的生技公司。這位老先生是猶太裔美國人，他共同參與創辦公司、發明治療罕見疾病的酵素替代療法。
教授帶我們認識了波士頓的甘迺迪廣場，這個地方在尼克森總統時代本來預定要當作太空梭的發射地，後來移走變成一片空地，直到後來創辦了 Whitehead Institute、Broad Institute 等世界頂尖的研究機構，這裡現在成為了全世界最重要、沒有之一的生技與製藥產業聚落，匯集了最頂尖的創投、科學家與研發資源。
在課堂上，我看到了許多基因療法的奇蹟，這徹底打破了我過去學公衛時的刻板觀念，過去在公衛學院，少數人對「商業、市場、賺錢」這些字眼帶有一點刺，覺得那是在謀取暴利，會損害社會公平正義，但我坐在商學院的第一排，看著生技產業如何用天文般的速度在創造未來、治癒疾病，我突然開竅了。
我在我的博士論文裡畫了三個圈圈：第一個是全球衛生，第二個是公共政策，而過去被我忽略的第三個圈圈，就是產業，產業在帶來改變的角色上，是非常巨大的。
八、 從武田製藥、高端疫苗到宏碁智醫的跨界實踐
畢業後，武田製藥把我留了下來，在他們的疫苗事業部工作，也差不多在那個時候，COVID-19 疫情爆發了。
當時武田製藥疫苗事業部的總裁找了我及另外四位成員（包含感染科專家、前美國CDC的防疫醫師等），成立一個「五人決策小組」，負責決定武田製藥全球五萬五千名員工的防疫與營運政策。那時候我們每天研讀大量的登革熱疫苗、COVID-19 疫苗的科學Paper、跟跨國高層開會。
武田製藥是當時波士頓那一大群生技巨頭中，第一個決定啟動全體遠端辦公的公司，這就是我們這五個人討論出來的決定。
工作到一半時，我台灣的師長打電話給我，說：「現在國家需要發展國產疫苗，你應該回來幫忙。」於是我帶著全家人搬回台灣，隔離14天的第二天，直接去高端疫苗報到上班了。
我們的團隊非常國際化，成員包含十個國籍，那三年只要是跟國際合作、WHO團結疫苗試驗、澳洲法規單位溝通，或是在泰國、巴拉圭進行跨國臨床試驗，我都有幸參與其中 。
結束了那段旅程後，我在去年加入了宏碁集團旗下的「宏碁智醫」擔任董事長，這個公司專門做智慧醫材與人工智慧影像判讀，目前我們已經取得了11張各國的醫療器材許可證，軟體產品應用在多個國家與醫療場域中。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我拜訪了14個縣市的衛生局局長，後來公司的人求饒說：「拜託你先暫停，因為你每見一個局長，就會帶回來一大堆新的合作案，研發團隊快受不了了。」所以我本來想集滿全國22縣市衛生局局長的計畫只能先暫停。
但在這個過程中，我深刻發現 AI其實可以完美應用到公共衛生上，我們的AI軟體協助了偏鄉醫師幫梨山老人家做眼底篩檢、骨質疏鬆篩檢，同時，我們也把AI影像判讀軟體帶到偏鄉衛生所，過去因為技術限制需要用筆記型電腦進行邊緣計算，但未來我們把它全面雲端化。只要透過雲端，我們就能一口氣把最先進的AI醫療影像判讀技術，部署到衛福部所定義的台灣最偏遠的29個山地原鄉與離島衛生所（如那瑪夏、海端等），這就是科技結合公衛帶來的實質改變 。
九、 做一個反叛者，尋求那不成比例的回饋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兩個觀點：
關於「選課」，我在哈佛的時候，喜歡用「打卡」的方式選課，那時候我想選一堂在哈佛著名的教師休息室與圖書館裡上課的課，教授叫作 Francesca Gino，她寫了一本書叫作《Rebel Talent》
「Rebel」在傳統上聽起來是個負面的字，但教授在書裡賦予它非常正面的意義，她送書給我的時候，在扉頁寫了一句話：「Ready to break the rules？」
這本書附帶了一個有趣的網路測驗，做完測驗後會把人分成四個象限：
- X 軸高：代表你具備很強的抗拒內在壓力的力量，能夠抵抗自己想要尋求安逸、留在熟悉環境的慣性。
- Y 軸高：代表你能夠抗拒外在環境同儕壓力的傾向，例如今天大家都穿紅色T恤，你卻敢穿綠色的。
如果你的X軸與Y軸都很高分，你就是「海盜型人格」而我測出來的結果叫作「登山者」我喜歡挑戰自己原本的想法，內心的好奇心會驅使我去探索不熟悉的事物。
在醫學院校裡，你們看到的職涯模型通常是非常線性的：從住院醫師、總醫師、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到主任、副院長、院長，有些人非常適合這種線性的發展，這很棒，但因為你們是學醫學與生命科學的，你擁有太多的特權可以去做很多不同的嘗試，我這輩子換過八種工作，其中一個工作甚至還當了連續劇的製作人 。
著名的哲學家曾說過：「你往前看的時候，沒辦法把那些生命中的點點滴滴串連起來；只有當你有一天回頭看的時候，你才會明白原來每一個腳步都管用，每一個經歷都在幫助你成就現在的工作。」 即使你現在還看不懂，請你繼續勇敢地往前走。
最後一個故事，是關於蕭慶倫教授，他是100年代規劃台灣全民健保的重要功臣，當年是他幫我寫推薦信讓我進哈佛的，但每次蕭教授要介紹我給其他哈佛的老教授，老是講同一句話：「這位是在非洲開了孤兒院的連醫師 。」 我心裡總覺得納悶：「教授，你不能講點別的嗎？你可以說我是台灣來的優秀醫生，或是當過衛福部的Health Attache，這些聽起來比較專業啊，為什麼每次都要提孤兒院 ？」
直到後來，教授把我派去中國貴州貴陽參與一個國際醫保計畫，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蕭教授協助中國規劃醫保、農保拿到的顧問費，他自己一毛錢都沒有帶回美國，他把那些錢全部留在貴陽──因為他自己也在貴陽辦了一所孤兒院，在幫助當地的少數民族。
這讓我想起聖經裡的一句話：「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我發現我這一生走來，只要是出於憐憫出發點去做的事情，後續往往會得到「不成比例的回饋」，當初我去蓋孤兒院，我真的覺得沒什麼了不起，頂多就是辛苦個一、兩年，可是後續20年，我的人生從中得到了太多太多的回饋與祝福，直到那時我才懂，為什麼德高望重的哈佛老教授願意寫推薦信給我，因為他自己也是個開孤兒院的人，他對這件事感同身受。
所以各位同學，不論你們未來是走臨床醫療、公共衛生、全球衛生，還是要跨足生技產業、做 AI、做 BioTech，請你們一定要記得：只要你出於一份憐憫的心，想要去幫助眼前的病人、去幫助辛苦的人，你就會得到不成比例的回饋，許多重大的醫學發明，起源往往只是因為當年的那個醫生，很想解決眼前某個病人的痛苦而已。
Q&A
問：「請問是什麼樣的契機，讓您想要從傳統的醫療服務，轉變到生技產業？ 」
答：「其實第一次去非洲的契機，根本不是為了要去服務，純粹就是個機緣──因為抽籤抽到了 。但到了現場，看到了這麼多辛苦的人，心裡「有感」，就會想要動手做一些事。
大家聽完我的演講，千萬不要有罪惡感，覺得自己是不是比較沒有愛心，你沒有去做這些事，只是因為你目前的生命階段還沒有那些接觸的機會，以後你們進入臨床，一定會經歷、會看到很多很辛苦的人，那時候你就可以去反芻我今天分享的內容。
至於走到AI與生技產業，最大的轉折點是在哈佛寫讀書計畫的時候，因為當時幫我寫推薦信的是規劃台灣健保的蕭教授，我本來寫說我讀完書要回台灣參與「健保2.0或3.0」的規劃，我也確實跟著教授去中國考察了醫保制度。
但是，當我同時參與甘迺迪學院的遊民計畫，以及商學院的生技課程時，我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在遊民計畫那邊，我們一個跨領域團隊挣扎了五個月，最後面對的是市長手上「區區400萬美金」且無能為力的預算困境；但在商學院的生技課堂上，大家討論的單位都是十億美金。課堂上討論到一個罕見疾病（AADC缺乏症）的基因治療藥物，發明者是台灣大學的教授，當時參與臨床試驗的12個罕見疾病兒童全部都是台灣的病患，神經外科手術也是在台大醫院執行的，後來這個技術被美國公司買走，最後以高達300億台幣的價格被大藥廠併購。
我當時坐在第一排舉手問那個美國創投報告者：「請問一下，這個罕見疾病的臨床試驗和研發都是台灣的教授和病人做的，那台大的教授最後拿到了什麼？」
那位美國研發創投家在全班面前聳聳肩，回答我說：「那位教授是個非常有愛心的醫生，他只是想治好他的病人。所以我們當時提供給他一些研發經費，讓他把那12個病人的臨床試驗做完。所以那算很便宜，所有的『商業價值』都是我們在美國創造出來的。」
這句話當時給了我非常非常巨大的震撼。我們在公共政策那邊挣扎半天只有400萬美金，而在生技產業裡，隨便一個併購案的零頭就遠遠超越這些，這成為了我的驅動力，我希望有機會能站在那個擁有巨大資源的生技產業領域裡，去導引這些資源來做我覺得有意義、能真正改變世界的事情。」
問：「請問身為一個中生代，不論是在大學任教還是在公司擔任主管，我們個人可以怎麼做，去啟發下一代走到你所說的以「憐憫」出發、去接觸這些世界？另外，如果以一個機構（大學或公司）的角度，我們該如何創造一種制度與機會，讓新世代有機會經歷這些豐富的跨界人生？」
答：「這個問題非常好，也很有深度。我覺得我們的傳統文化裡有很多優勢，讓我們國家非常有精實的競爭力，例如我們的醫學養成或職場訓練，讓我們的人特別能吃苦、能忍受高壓——你不想唸書還是得唸完，不想上班還是得去，因此能高效率地產生卓越的產出，但一體兩面的是，這有時候也會產生一種抑制性，把一些創意和潛能給壓抑掉了。
我的小孩一路上都在國外讀書、踢足球，他自認足球踢得比美國人還好，回台灣後他想繼續踢球，我們幫他找了一個實力完全匹配的台灣球隊，結果他去了兩次就再也不去了，因為他說台灣的教練是用「罵、吼的」，久而久之，連球隊裡那些才小學幾年級的隊友，只要有人犯錯，彼此之間也會互相痛罵，因為上面的領導風格就是這樣，最後，小孩子的熱情就被罵熄了，直接說那我就不踢了。
這兩天社會大眾都在討論職場霸凌的議題，在我們高壓的環境下，我發現很多時候開會，只要高階老闆在，底下的同仁是完全不敢講話的，因為大家害怕犯錯。
所以在我現在帶領的公司裡，我的領導風格就是盡量不要當一個高壓的老闆，想辦法去創造一個容許犯錯、可以自由表達的團隊文化。我們要激發工程師和研究員的想像力，而這些想像力的素材，正是因為有很多厲害的醫療院所，願意把他們想到的AI點子和臨床需求丟給我們，讓我們一起進行腦力激盪。
生技醫療 AI 這個領域目前在台灣是非常「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本土有非常多厲害的創新點子，雖然目前美國FDA核准了950個AI相關的醫療軟體，台灣本土研發並取證的只有大約30個；但在我們的研發管線裡，其實有非常多精彩且創新、甚至是美國那950個產品裡完全沒有的設計，台灣有巨大的創新潛力，只是後續的取證與國際落地需要下扎實的苦工。」
問：「目前您在宏碁智醫所帶領的團隊，主要的研發方向有哪些？您過去的這些跨界經歷，又是如何影響你現在帶領團隊的方向？」
答：「我們在2020年取得台灣第一張智慧醫療軟體（SaMD）的許可證，在那個年代，大部分的技術叫作「預測型 AI」，那時生成式AI還沒有這麼普及，當時AI最早應用在醫學上的時候，很多人預言放射科醫師會失業，事實上到今天為止，美國或台灣通過的醫療AI證照裡，高達76%都集中在醫療影像的判讀上。影像判讀是我們最早的產品，因為起步早，我們擁有最多的使用者、最多的數據和最完善的上市後市場監督，這部分我們可以做得越來越深。
但是，現在「生成式 AI」出來了，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能夠實質解決目前全球醫療院所面臨的「護理與醫療人力短缺」危機。目前台灣已經有醫院宣稱，因為讓護理師使用生成式AI來自動產生護理病歷，護理師每天省下了兩個小時的加班時間，可以準時下班。這帶來了驚人的外溢效應──因為護理師能準時下班，這間醫院不需要像周邊競爭對手一樣被迫「關病床」，甚至還吸引了其他醫院的護理人流進來。
但因為跨醫學系統有太多客製化與資料格式串接的斷層，導致現階段一套生成式AI很難直接複製到別的醫院使用，所以目前我們國家有許多頂尖團隊正在嘗試解決這個跨院系統標準化的問題，這代表著，從前一代傳統的影像判讀AI，跨足到現在這個由生成式AI主導的全新階段，未來還有太多太多精彩的事情可以讓我們去做。」
問：「請連醫師給現場高醫大的同學們一句勉勵的話，他們在大學這幾年應該要如何享受生活，好讓未來更加精彩？」
答：「同學們，你們現在這個生命階段，真的是「無憂無慮」啊！我現在是個中年人，每天一睜開眼，想到的都是沉重的責任，要扛起一整家公司的盈虧、負責付所有員工的薪水，最近還常因為公司的一些營運狀況開會加班，回到家，我的小孩現在是青少年，正值叛逆期，天天跟我意見相左。
到了我這個年紀，生活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壓力，而你們現在在學校面臨的那些考試和課業，說老實話，那真的不叫壓力 ！年輕人熬夜一下、少睡一點是完全沒關係的，年輕人是不需要睡覺的。
所以，我給各位的建議是：盡可能地去把你的大學生活過得豐富精采！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坐在那裡滑抖音、滑短影片，因為這個世界很大，有太多太多有趣、好玩、有意義的事情，正等待著你們去探索、去改變！好好享受你們的大學生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