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期:2019.10.17

主講人:戴伸峰教授

講  題:我如何打開象牙塔,斜槓自己的人生

編  輯:張婉菁

校  稿:蔡元豪、蘇郁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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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習的起點與反骨的靈魂

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的演講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我想先和大家談談「持續學習」這件事。從今年8月1日起,我終於成為「戴教授」了!當上教授後,總算可以放下「持續學習」這四個字了──開玩笑的啦。事實上,我已經學了四十幾年,老實說,有時真的會覺得學習這件事挺讓人頭痛的,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同感?

你們現在正處於大學生活的起點,應該都是大一的學生吧?還習慣嗎?還喜歡學習嗎?我知道,剛開始對很多事情都充滿好奇,但慢慢地也會開始感到疲憊,這其實是很正常的。我今天前半段的分享,就是想從我自己的經驗談起,聊聊「學習這條路」怎麼走得長久、走得快樂。

說到我的人生,常被說是那種家長夢寐以求的「教科書式」範例:乖乖讀書、出國留學、拿到博士、回來當教授。但我從小就有些「不太一樣」的特質。記得國小四年級時,老師教大家唱歌,我卻在底下偷偷用台語跟著唱;老師叫大家站好,我偏偏要踮起腳尖,故意不跟大眾一樣。那時我心裡想的是:「大家都一樣,不是很無聊嗎?」這種對「非得一模一樣」的抗拒,讓我總想做點不同的嘗試。所以今天的演講,我也想來點不同的方式,我們來嘗試一場比較有趣的互動形式,可能會稍微麻煩錄影的同仁,請多包涵(笑)。

 

二、 從傳播夢到東瀛求學路

回想起我的大學時代,當時政大傳播學院有個特別規定,只准傳院學生刷卡進入,非傳院學生只能走一般門。這激起了我的好勝心,很想轉去傳播系,大一時我非常努力,成績拚到全系前七名,申請轉入新聞系。雖然成績過了,但面試時要求台語播報,我當場傻住──因為我不會台語,新聞系就這樣泡湯了。後來我轉向廣播電視系,那時台灣剛開放第四台,民視也剛成立,大家都有明星夢。雖然我長相普通,但我自認適合走諧星路線。然而在轉系面試時,抽到「一分鐘表演喜怒哀樂」,我因為太過緊張而表現不佳,再次與傳院擦身而過。

雖然沒轉成系,但我大三時爭取到1992年金馬獎的工讀機會。那份工作很有趣,一個晚上兩千塊,只要穿著體面的西裝,在明星離席時迅速坐到前排「充人頭」,讓現場看起來座無虛席。那次我正好坐在張曼玉旁邊,近距離看到她因未得獎而落寞的神情。那年還有一部前衛電影《黃金稻田》,內容充滿暴力和禁忌場景,片中拔指甲的鏡頭讓我震撼,我後來好奇地採訪了演員,對方後來也成了名導演。這些經歷讓我開始對電影與編劇產生興趣,甚至用打工的錢買了相機,學習用鏡頭說故事,也結交了不少表演界與廣播界的朋友。

然而,1995年的中共軍演打亂了所有計畫。當時我即將服兵役,對可能的軍事衝突充滿恐懼。加上那時我過度在意成績,患上了嚴重的人際疏離,甚至不敢面對人群,上課只能躲在教室最前排。當時我的日文老師看出了我的異樣,給了我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的資料,加上那時熱播的《東京愛情故事》讓我對日本充滿憧憬,我決定前往日本。

我在日本待了六年,在東北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經歷了無數次的櫻花、楓紅和冰雪。回到台灣後,我以34歲助理教授的身分參加研討會,身邊都是資深專家,感覺像是黃袍加身。作為心理學出身進入犯罪防治領域的我,剛開始卻對犯罪防治系有些疏離,心裡還是嚮往純心理學,但隨著深入監獄、接觸案例,我漸漸發現原有的心理學背景能與犯罪防治完美結合,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三、 犯罪防治的社會現實

接下來的第二部分,我想分享「犯罪心理學的不思議事件」。首先請大家思考:你認為犯罪人和一般人在出生時是一樣的嗎?如果你認為一樣,你傾向「犯罪社會學」,認為是環境造成的;如果認為不一樣,則傾向「生物決定論」,先天因素造成的。

在台灣,媒體報導常左右我們對犯罪的認知,導致社會恐慌。鄭捷案後,大家不敢搭捷運;小燈泡事件後,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充滿恐懼。甚至有些精神狀況不佳但無害的民眾,會因為社會的「想像恐懼」而被預防性收押。有趣的是,民調顯示超過半數民眾對治安不滿,卻同時對警察表現感到滿意。這種矛盾反映出我們的恐懼往往不是來自親眼所見,而是「聽來的」。

說到日常安全,我想提醒各位:有沒有人叫過外送?如果是叫到家裡,請千萬不要讓司機直接送到門口。這不是為了防範特定的人,而是為了保護你的隱私與行蹤。我堅持讓我太太把外送送到對面的便利商店再取餐,因為你無意間透露的生活習慣──例如幾點會叫宵夜、家裡有漂亮女生──都可能成為犯罪的誘因。這在國外早有案例,台灣遲早也會發生。

同樣的,網購電話也要小心。對方說要送貨,你回一句「我現在不在,四點後只有奶奶在家」對方根本沒見過你,你就已經把家裡的虛實全告訴了一個陌生人,到底是哪裡來的勇氣?梁靜茹也沒辦法給你這麼多勇氣!而這些訊息都會被詐騙集團利用,稱為「侵入式竊盜」,他知道四點後你家沒大人,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下手機會。所以記住,以後對陌生來電,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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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律、僥倖與「孝子」的諷刺

台灣監獄裡三種罪犯的再犯率最高,第一名是什麼?你以為是性犯罪嗎?不是。再犯率最高的是「公共危險罪──不能安全駕駛」,也就是酒駕。

談到法律,很多人問為什麼酒駕不能定為故意殺人?因為酒駕的人大多抱持著「我家就在前面」、「沒人幫我開車」、「就一下下而已」的僥倖與懶惰心態,法律難以認定其有「殺人的意圖」。但這種僥倖造成的傷害卻是巨大的。

我常問大家,台灣最危險的職業是什麼?答案很諷刺,叫做「孝子」。你有沒有發現,新聞裡被酒駕撞死的永遠是「清晨幫爸媽買宵夜」、「送報貼補家計」、「下田幫忙」的孝子,而撞人的通常是富二代。所以我常跟我媽開玩笑說,我不常回嘉義看她,是因為我不能當孝子,太危險了!這雖然是玩笑話,卻也是最無奈的現實。

台灣治安不好這件事,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有感。但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覺得?媒體操作是個很大的因素。還記得洪仲丘事件嗎?當時蘋果日報封了幾個人為「四大惡人」,說他們把洪仲丘「操到死」。結果呢?最後判最重的也不過六個月、罰金八萬元了事,那時全台震怒,輿論沸騰,社會彷彿要翻過來一樣。還有「人魔」鄭捷事件,自由時報的記者在他被關的時候,偷偷跑到對面大樓偷拍,拍到他在打羽毛球。蘋果日報當時頭條是什麼?「人魔打羽球」。你有看過這種新聞標題嗎?這是什麼邏輯?但這種獵奇式報導,就是深植人心,讓我們對社會的恐懼感越來越高。還記得小燈泡事件嗎?一個四歲小女孩,在北投無辜被王景玉殺害。那個案子之後,全台對精神病患充滿恐慌。市長柯文哲甚至下令把政大「搖搖哥」抓去關收容中心。搖搖哥只是個精神狀況不好、會在校園亂晃的人,卻因為社會恐懼而被「預防性收押」。鄭捷案發生後,台北捷運的搭乘人數也瞬間下滑。大家不敢搭捷運。兩週後才恢復八成,一個月後才回到原本水準。

所以我說,真正讓我們恐懼的,不一定是我們親眼看到的,而是「聽來的」。我們被新聞、社群、謠言餵養恐懼。我們害怕,是因為我們「想像出來」的恐懼比真實的還可怕。這也反映在民調數據上:台灣有超過五成的民眾認為整體治安不好,也有超過五成的人對犯罪感到憂慮,但奇怪的是,同時也有超過五成的民眾對警察的表現感到滿意。什麼意思?你覺得治安爛,但你覺得警察還不錯。這種矛盾,就說明了我們的「社會認知」和「實際感受」是有落差的。可能是因為重大事件、媒體渲染、甚至是我們個人的經驗與偏見所造成。舉個例子,我每次來高雄演講,都注意到一件事──不管是哪一棟新蓋的大樓,一年內鐵窗就裝起來了。從三樓開始,越來越多。為什麼?因為大家怕被偷怕被害。但這其實反映的,不一定是高雄真的那麼危險,而是大家「覺得」危險。說到底,這些觀感來自哪裡?來自我們的生活經驗,還有對安全感的主觀認知。

很多人酒駕時會說:「我家就在前面200公尺,開一下方便啦。這台車也沒人能幫我開回去,很麻煩耶。」還有人說:「我現在頭腦清醒啦,沒事的,方便一下就好。」這些話聽起來很熟吧?其實所有的酒駕理由,都建立在人類的懶惰、僥倖,還有一種很怪異的想法:「壞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這才是真正危險的地方。那你說,酒駕能不能構成「故意殺人」?這就很麻煩了。有沒有人會說:「我現在喝了酒、開車,就是為了去殺人。」如果有人這樣講,那就很簡單了:故意殺人,直接辦。但現實不是這樣。酒駕不是有意要害人,但它的可怕就在於,它不需要動機,只要一點僥倖與忽視,就能造成無法挽回的結果。

 

五、 犯罪學中的「二八法則」

我們發現,80%的犯罪行為發生在短暫的青少年期,之後就不再犯了,這些人被稱為「青少年期犯罪者」;但另外20%是「生涯犯罪人」,他們反覆進出監獄,這類人可能患有前額葉或自律神經異常的「輕微腦損傷」。

各位知道台灣的法律怎麼定義18歲嗎?18歲之前不能抽菸、不能喝酒、不能騎機車、不能投票。18歲以後?通通可以了。以前我們的老師怎麼講:「因為18歲前肺還沒發育完全,抽菸會傷身體。」所以意思是蛋糕一吃完、吹完蠟燭,肺就發育完成了?騎機車也是,18歲前你協調不好,一吃蛋糕就平衡感上來了?那我問你,18歲前騎車危險,還是80歲以後騎車更危險?路上三寶到底是哪一邊比較多?這就很荒謬了。所以,接近18歲的孩子,特別喜歡挑戰18歲的規則,這叫「成熟代溝」。

問你們一個問題:18歲以前比較快樂?還是18歲以後?很多人會說,18歲以前比較快樂,沒錯。18歲之後呢?你要開始承擔責任了。犯錯可能直接觸法;你要繳稅、工作、養家,還可能生出像你自己一樣「很吵」的小孩。你現在要是很討厭自己,以後請記得:你的小孩很可能也會這樣。所以你會發現,18歲是一個轉折點。你會開始嘗試成人的世界──喝酒、抽菸、夜店、甚至毒品。但現實是什麼?你剛踏進夜店,八點就累到想睡了。剛想抽菸就咳嗽,想喝酒就臉紅,想嗨一下,警察就到了。這就是成人的開始──你開始學會這世界的規則,開始懂得:什麼事情,不該做,從頭到尾都不該做。

在大學裡,其實我們常常缺少一件很重要的教育:真實地呈現社會的樣貌。我一直認為,大學不應該過度保護學生,而是應該誠實地讓你們看到社會的運作。舉個例子:我們現在課堂上有同學滑手機。假如今天我不是老師,而是企業的董事長,例如郭台銘,看到你上班滑手機,可能一句話就叫你不用來了。可是在學校呢?我們會說:「同學,對不起,一定是我講得不夠好。」我們怕學生不來上課,怕退選,怕學費流失。這就是所謂的上下交相賊──大家彼此包庇,掩蓋現實,最終讓學生進入社會時完全沒有準備。

成人世界不是這樣的,它是殘酷的對等競爭──你有什麼實力,就對什麼樣的現實。

再舉個例子:什麼時候加入宗教最「有效」?在你被判死刑之後。這時法官可能會說:「他在監獄裡悔改了,已經受洗成為基督徒,有教化的可能性。」這裡的「可能性」其實是一種策略性的說詞。2010年,我帶一位日本學者到台北監獄參訪。當時監獄為了幫助受刑人未來重返社會,每個監獄都有職業訓練課程。台北監獄的課程是日本料理—關東煮。當我們走進料理教室,那香氣撲鼻而來,味道真的很好。一位日本老人家吃了一碗由受刑人做的關東煮,竟然落淚,說:「好懷念,這味道讓我想起已經過世四十多年的母親。」這就是教育與技術的力量。典獄長非常驕傲地說:這個班一年開四班,每班訓練40人,已經持續十年,也就是訓練了1,600位「師傅」。但問題來了—我們在街頭從來沒看過「監獄黑輪店」。1,600個人被訓練出來,卻沒有落地的就業場域,這意味著什麼?這讓我想起,有位同學提到詐騙──我常說,教育本身就是世界上最精緻的詐騙集團。我們告訴學生:「我們不只給你魚吃,還教你釣魚、綁魚餌。」但我們從不告訴你:池子裡早就沒有魚了。

我們的犯罪防治系開設22年,畢業生超過880人,真正考上監所管理員或觀護人的,只有3人。其他的呢?有人賣房地產,有人在賣關東煮、賣衣服,靠自己打拼得很好。這說明,教育不是保證,而是一種可能性的引導。所以,請不要全然相信我們這些在台上講話的人,包括我自己。你們要學會思考、質疑與驗證。心理系畢業就能當心理師嗎?不一定。我心理學畢業,我自己有問題也去拜媽祖,不一定找心理師。你要了解自己的適性,了解現實,這才是教育真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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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渴望被看見的惡:日本小女孩命案

最後,分享一個發生在日本的真實事件。2005年,一名國小女生放學後失蹤,隨後母親收到兩張極其殘忍的簡訊照片。兇手將遺體棄置在水溝,甚至刻意讓頭部露出來偽裝成垃圾。這起案件一度陷入僵局,但心理學家研判兇手具有「表演型人格」,他作案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渴望「被看見」。

於是警方與媒體達成默契,全面封鎖新聞報導。當兇手發現世界不再關注他時,他開始焦慮,主動丟出女孩的書包、制服,最後甚至再次傳簡訊挑釁。就在他用女孩的手機與自己手機傳輸檔案、甚至在居酒屋向人炫耀照片時,警方終於掌握證據將其逮捕。他落網後的第一句話竟是:「你們終於找到我了。這次會報導了吧?」

這就是犯罪心理學的世界。雖然目前台灣在重大刑案調查上,仍有不少是仰賴直覺或民間傳說中的「託夢」,缺乏制度化的「犯罪心理側寫」,但我希望今天能帶大家初步認識這個領域。能站在這裡,我感到非常榮幸,連我爸媽都把演講海報印出來貼在家門口。希望未來有一天,我能成為自己也認同的經典人物,再次回來分享更多真實且對你們有幫助的故事。

Q&A

問:「如果醫學發現『犯罪基因』確實存在,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預測某個寶寶長大後可能會成為像鄭捷那樣的殺人犯,那麼是否可以在他出生前就依優生學的標準進行篩選,甚至選擇讓這個寶寶不要出生?」

答:「這是一個相當尖銳、具爭議性的問題,也是犯罪社會學中常被討論的倫理議題。假設科學已經進步到能夠百分之百預測某人未來會成為重刑犯,甚至像鄭捷那樣具有極高社會危害性,那麼社會是否有權利「預防性淘汰」這樣的人?這涉及「優生學」與「決定論」的倫理爭辯。

第一個問題是:「如果基因決定了一切,那人類的自由意志在哪裡?」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我們選擇『預防性處置』,那和納粹當年進行的種族清洗有什麼差別?」

從純法律面來看,現代民主社會基於人權與人格尊嚴,並不允許僅因「潛在可能」就剝奪一個人存在的權利。因此,從倫理與法律觀點,「不能」是目前多數國家的共識。但這個問題很值得深思:如果確實能「保證」某人會危害社會,那我們真的完全不能做任何事嗎?犯罪學的魅力正在於此──我們總是被迫在自由與安全、人權與風險之間做出艱難的平衡。」

問:「昨天發生了一件性侵案件。犯人過去已三度犯下類似罪行,第三次被判七年徒刑,服刑期間完全抗拒接受任何輔導或治療。但法律上,他已服滿刑期,因此昨天他期滿出獄,理論上已是「乾淨」的人。但國家基於公共安全,啟動了另一套機制:刑後強制治療。也就是說,即使法律責任結束,他仍被送往醫院繼續接受治療,直到專業團隊評估認為不再有危險為止。但這個「治療」沒有明確刑期。請問,這樣做可以嗎?合乎人權嗎?」

答:「這是另一個經典的犯罪學倫理難題。法律責任已履行完畢,刑期屆滿,按理來說他就應該是個「自由人」。然而,基於再犯風險與公共安全的考量,國家再啟動「刑後強制治療」制度,把他送到精神醫療體系進行無限期的矯正與觀察。問題來了,這樣的處置到底是保障社會?還是剝奪了他的人權?這種情況的弔詭在於:

  1. 第一段(監禁)是法官判決的,有明確刑期
  2. 第二段(強制治療)則沒有刑期,由醫療團隊決定他什麼時候可以出來,沒有人能說得準要「關」多久。

法律上是允許的,但這正是爭議所在。尤其若對象是女性,大家可能比較容易接受;換作是男性,你可能會說:「那如果哪天是我被關,怎麼辦?」這正是犯罪學的矛盾之處—我們一方面希望維護社會安全,另一方面又不能犧牲一個人的基本人權。因此,這不是一個有標準答案的問題,而是值得社會持續對話與思辨的倫理拉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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