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期:2023.03.03
主講人:吳怡農理事長
講 題:台灣之國際地位與責任-壯闊台灣聯盟成立初衷
編 輯:張婉菁
校 稿:蔡元豪、蘇郁秦

一、 起點:我是誰,與影響我生命的人與地方
我的父親是中央研究院一位已經退休的研究員,他這一輩子投注了無數心血在研究「民族認同」與「轉型正義」。我的母親在年輕時是從事廣告創意的,後來轉入文教基金會,長期投身於基層的教育工作。我的妹妹現在自己經營著一家公司。而我的太太目前是一位在第一線作育英才的學校老師。
之所以在演講的開頭就向大家介紹我的家人,是因為此時此刻站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我,其思想、價值觀,乃至於整個人生的抉擇,都深深受到這幾個人的影響。他們的言傳身教,構成了我理解世界的底色。
除了家庭之外,我也深深受到「地方」的形塑。回顧我過去的人生,有將近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在幾個大城市之間度過的:台北、香港、美國。這三個地方本質上有一個最強烈的共同點──都是高度發展的「都市」。因此,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都市孩子。在回到台灣投入公共事務之前,我在香港待了整整十年的時間,當時從事的是節奏極快、壓力極大的投資與金融工作。
二、 價值的本質:從巴菲特到赫希曼的社會啟示
既然談到投資,就要來帶大家認識一位有名的投資家──巴菲特,他這一生經歷了無數次的金融海嘯、地緣政治危機與景氣循環,看盡了市場的風風雨雨。而他每次談到投資,核心永遠圍繞在一個觀念,那就是:一個東西的「價值」而非「成本」。他最有名的一句話,道盡了他的人生大道理:「價值和價錢是有差別的”Price is what you pay. Value is what you get.”」,他曾說,如果你不能用一支鉛筆和一張紙來跟我解釋這家公司在做什麼,他看不懂就不會投資,這種對於「核心本質」的追求,讓他避開了許多投資陷阱。
然而,比較少人注意到的是,這位投資大師同時也是一位慷慨的慈善家。他非常重視社會公益,對於公共事務更有著他一套獨特且深刻的看法。
舉個例子來說,美國政府在思考國家重要政策時,最核心的交集跟我們台灣一樣,都是「教育」。但在美國的現實社會裡,市中心和貧民區之間的學校,存在著極為嚴重的資源分配不均與階級差異。針對這個結構性困境,巴菲特曾經提出過一個非常大膽且震撼的觀點,他說:「解決美國公立學校教育制度的問題,方法其實有一個,那就是廢除所有的私立學校。讓所有人,不論貧富,都只能就讀公立學校。這就是徹底改革教育的方法。」
坦白說,在資本主義體制根深蒂固的美國,這件事情在政治現實上幾乎做不到,但他這番話點出了一個非常關鍵且值得我們反思的觀點:當體制出了問題,如果那些最有資源、最有能力做出改變的精英階層,選擇的不是留下來把制度改好,而是利用自己的優勢選擇「離開」,那麼留下來的人和原本的制度,就永遠沒有翻身的機會。
這讓我想起另外一位知名學者。他寫過一本極具影響力的經典名著,書名就叫做《Exit, Voice, and Loyalty》(離開、發聲與忠誠)。這本書的核心思維在於,每個人作為一個消費者或公民,在面對一個組織、一項制度或一個國家時,都擁有選擇的權利。當我們碰到不喜歡、不滿意的事物時,我們基本上有兩種反應:第一,我可以選擇「離開(Exit)」,眼不見為淨;第二,我可以選擇「發聲(Voice)」,表達我的不滿,爭取改革的可能。
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會決定一個人不選擇輕鬆地轉身離開,反而決定留下來面對衝突、據理力爭?最關鍵核心的因素,就是他所說的「忠誠(Loyalty)」。
因為你對這個地方、這個產品、家園有著深厚的愛與連結。正是因為這份忠誠,所以你捨不得放棄,你才願意選擇留下來,透過發聲、抗議去促成改變。這個觀點完全可以套用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乃至於台灣當前面臨的各種社會困境上。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選擇多關心這個地方一點。但當我們看到社會上有不完美、讓人感到不滿意的地方時,此時此刻的我們,究竟會選擇冷漠地離開,還是會選擇勇敢地留下來呢?

三、 壯闊台灣:在危機中建立公民社會的韌性
三年多前,我成立了「壯闊台灣」這個非營利組織,我們的總部位於台北,目前正努力推動社會上的許多改變。大家覺得一些公共政策議題沒有辦法被解決的原因可能是:牽涉到太多利益團體的衝突、結構性的系統問題、立場不同等等,但如果公民都在乎,也能夠理性討論,是不是就有解決的希望呢?我們相信是的,所以壯闊臺灣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要創造一個更理性、更具建設性對話的空間。
而除了理性對話之外,我們關心的第二個核心支柱,叫做「社會的安全」與「社會的韌性」,壯闊臺灣努力推廣「韌性校園」,也辦了上百場的講座,但究竟什麼是「韌性」?它要做些什麼才能實現呢?這就是壯闊台灣這幾年來,一步一腳印在做的工作。
在過去上百場講座中,我們有一份持續請所有參與民眾填寫的問卷,這份問卷裡有兩個最核心的題目:
- 當台灣面臨重大危機時,你是否願意為了保護家園,貢獻自己的一己之力?
- 若有相關災害應變的團體訓練及活動,你是否願意參與?
驚人地是,不管是哪一個問題,都有超過90%的人回答願意。當這個真實的數據展現在我們眼前時,你就會發現,原來自己並不是孤單的,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在意自己的社區與家園,大家其實都一樣。每個人心中都有這個熱誠,知道當社會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可以站出來。我們要做的,就是讓這份想要生存、想要參與的心願變得有意義,而且能夠在平時就做好萬備的準備。
因此,壯闊台灣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把大家這份心意接住,在平時就扎扎實實地推動「災害應變」的事務。
四、 從戰場到社區:防衛體系的全民參與
我們國家的安全,絕對不能只單純依靠軍隊或少數的警消人員。國家安全必須由我們「每個人」做起,必須要有社區基層的全面投入。台灣有2,300萬人口,而全台灣的消防員,平日裡負責了我們所有的災難救助與緊急救護,不論是火災、路倒、氣爆、工安意外,任何一通119電話,都是消防員第一時間衝到現場。他們的工作任務極其繁重,而且非常多元、複雜。
那大家知道,目前全台灣總共有多少名消防員嗎? 我告訴大家,全台灣大約只有1萬5,000名 消防員。過往發生的大災害:高雄氣爆、烏克蘭戰爭、九二一地震,全部都高度依賴我們的緊急應變系統來進行應對與善後。
但是,當像俄烏戰爭這種全面性的災難發生時,最先跳出來幫忙的,往往都是在地的志工與居民。可是,這衍生出一個很大的隱憂:這些熱心的志工在平時並沒有接受過專業的訓練,在混亂的災場中,他們往往不知道該如何正確地保護自己,更不知道該如何用科學的方法去幫助他人。
所以,這幾年國際社會就開始大力嘗試與推廣「社區緊急應變小組(CERT)」的觀念。因為國際經驗告訴我們,通常在社區面臨危難的關鍵時刻,有 90% 以上的鄰居是願意伸出援手的。可是,如果缺乏知識,熱心往往會變成「越幫越忙」,甚至造成二次傷亡。
因此,最好的解方就是讓大家在平時就開始組織起來,定期進行上演習以及技能訓練。讓鄰居平時就認識鄰居,並且開始具備搜救、急救、災場管控與秩序維持的基本能力。如此一來,整個社區就會變得有能力在第一時間保護自己,進而去幫助別人。

五、 後盾計畫:找回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我們看到了國際上推動社區韌性的成功經驗,我們也看到了台灣人有高達90%以上、願意為家園投入的深厚底蘊。所以,我們壯闊台灣決定在2020年開始,正式推出一系列的社區安全訓練計畫,我們稱之為「後盾小組」。
不論是緊急救護(TCCC/創傷急救)、定期複訓、輕型搜救,還是初期的滅火實務,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隨時可能用得到、非常實用的知識與技能,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群體活動,重新找回我們的社區認同與歸屬感。在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疏離,我們該怎麼樣重新創造那份溫暖的歸屬感?在「後盾小組」的訓練活動中,我們看到了答案。台灣社區的凝聚力與團結是很強大的,這或許就是我們克服現代社會諸多新興挑戰的關鍵鑰匙。
所以,後盾小組的核心重點有兩個:第一,是給予這些有意願幫助彼此的夥伴,真正的「能力」與發揮的「空間」;第二,則是透過一次次的共同操作,找回人與人之間最真摯的互動情感。
今天來到高醫,站在這座充滿關懷精神的校園裡,我由衷地希望,同學們也許可以在學校裡、在你們的系上,自己號召並成立一個專屬於你們的「後盾小組」。只要你們有這份心,我們壯闊台灣都有充足的教官、教材與設備資源可以提供給你們。讓我們一起攜手合作,共創台灣更具韌性、更美好的社會。

Q&A
問:「既然消防員不夠多,為什麼政府一開始不招多一點人呢?有什麼考量嗎?」
答:「我們的警消系統在行政體制上其實蠻複雜的。消防員的角色對於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當然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可是因為台灣「地方自治」的體制設計,消防局是屬於地方政府的編制,消防員的薪資、福利與設備預算,主要都是來自於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
所以,如果想要增加消防員的人額,各縣市的地方政府就必須自己撥出預算來聘用。然而,在平時沒有發生大型災害的時候,地方政府不一定會覺得有迫切的必要去擴編這部分的員額。他們可能面臨各種預算排擠,比如教育、建設、福利等。尤其在面對疫情或大型突發災害時,大家才會猛然發現人手不足。這同時也是中央政府需要思考的系統性問題。但尷尬的是,中央的消防署往往只有「政策領導權」與業務指導權,沒辦法直接跨過地方財政去決定各縣市的預算與員額編制。當然,中央政府有時候可以透過專案補助的方式撥預算給地方,但要從根本上解決消防員員額不足的問題,需要整個地方財政與中央體制的深度協調。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民間建立輔助力量的原因。」
問:「想問您待過那麼多的國家跟地方,為什麼會選擇在台灣留下?而不是離開?台灣對你來講的意義是什麼?」
答:「謝謝你的問題,這觸及到了我個人一段很感性的生命歷程。
確實,我是在美國出生的,大概一直到六歲左右才回到台灣。當時會在美國出生,是因為我父親那時候正在美國的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因為在美國出生,所以我依法拿到了美國護照。這份護照讓我在高中、大學階段,有機會再度出國讀書時,可以用美國公民的身分去註冊。坦白講,以公民身分讀書,當地的學費成本跟國際學生相比,價錢真的差非常多,這就是為什麼我後來又回到美國唸書的現實原因。
因為在美國唸書,自然而然就走進了那邊的就業系統與市場制度,這也直接影響了我畢業後的工作機會。那時候進了金融業,基本上過的就是在紐約、倫敦、香港這幾個世界金融中心來回穿梭的生活。我非常幸運能夠有機會去過這麼多繁華的地方。但是,有一種情感是很難用理性的語言去解釋的。你很難去論證說:這個地方為什麼「像是你家」,而為什麼香港或美國不是?這就是一種靈魂深處的「歸屬感」。
我在外面漂流、工作了這麼久,但我的家人其實一直都在台灣。所以我知道,不論在外面飛得再遠,我最終還是會回家。我們從小就是在台北長大、住台北。老實說,當初22歲的我,也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在國外一待就待了那麼久。我那時候以為自己只是在金融業做個兩年累積經驗,接著讀個研究所,大概25歲左右就可以回台灣了。結果沒想到在市場的洪流裡,一逗留就多逗留了七、八年。
在我人生面臨轉折的時候,有一位長輩跟我說『以10年為一個階段每隔 10 年,你就停下腳步,好好確認一下自己現在前進的方向,重新定位自己在哪裡。』如果你發現自己目前所做的事情、所處的位置,並不是朝著你心中最理想、最想要的那個方向前進的話,那麼每 10 年,你都有權利給自己一次大膽調整、重新出發的機會,而現在的我,定位就在台灣。」
問:「請問壯闊台灣原先成立的起心動念是什麼?在發展的策略上,你們是怎麼從點、連成線、再擴展到面的?未來希望壯闊台灣可以做到哪一個部分?」
答:「不管你是經營一個企業、一間學校,還是一個民間的公益團體,實務上,你每天都會遇到新的挑戰,也每天都會有新的學習與收穫。這意味著你不可能抱著一本神聖不可變動的計畫書走到黑,你必須『邊走邊調整』。
我很坦白地跟大家說,2020年我剛創辦壯闊台灣的時候,我的腦海裡也完全沒有想到2023年的今天,我們會大江南北做著現在這些事情。原因很簡單,第一,我們身為人類,真的很難預知未來會發生什麼事;第二,我們所處的大環境不斷在變,而且變動的速度極快。如果我們今天一味執著於 2020年創辦初期所設定的那些初始計畫,那我們可能早就因為跟不上環境的變化,而失去了反應的能力。
我們這個組織之所以存在,核心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社會當下的集體需求』。在面對巨大的未知時,古人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我們需要去分辨:『甚麼是我可以改變的?什麼是我不能改變的?』我們必須擁有這份分辨的智慧,然後盡全力去改變那些我們可以改變的,並坦然接受那些我們無力改變的。
回應您的問題,目前壯闊台灣有一個非常重要、且刻不容緩的任務。我們不只要建立台灣民間的物資或技術準備,更重要的是『社會大眾的思想與心理準備』。我們必須將災害應變、社區自救的訊息,廣泛地散布出去。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讓國際社會真真實實地看到:台灣的民間社會是有做好準備、有抵抗災難意志的。因為這種「民間有準備」的訊息一旦傳遞出去,對台灣的國家安全將會產生實質且關鍵的嚇阻與防護作用。
在這裡,我可以稍微帶入烏克蘭的血淚教訓。烏克蘭陷入這場殘酷的戰爭已經超過一年了。回想去年2022年2月24日俄軍發動全面入侵的那一天,當時國際上太多政治專家或將領都以為,這場戰役大概過幾天、最多一個禮拜就會以烏克蘭瓦解而結束。
但是,烏克蘭很了不起,他們撐到了今天,打破了所有人的預測。我們看到它能撐這麼久,原因有很多,包含他們在2014年後進行了大幅度的國防改革、成立了國土防衛隊,以及後續國際社會源源不絕的武器援助,這些都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可是,烏克蘭之所以能熬過最黑暗的時期,最關鍵、最核心的因素是什麼?是他們的「民間社會沒有放棄」。他們的普通民眾,持續在用自己的方式進行抵抗。而那個抵抗,不一定是指拿著槍上戰場打仗;他們的抵抗,展現在缺電、缺水、缺乏糧食的時候,彼此伸出援手互相照顧。許多人把家裡的婦人、小孩送到安全的邊境之後,自己又轉身回到第一線的社區去參與物資調配、急救與廢墟搜救。就是這樣子的一種「全民意志」與「社會韌性」,支撐住了整個國家的骨架。
可惜的是,在普丁發動入侵之前,俄羅斯的情報單位和將領們,根本不知道烏克蘭人民擁有這樣強大的能耐與抗擊意志。我覺得這是最令人痛心的。因為如果能在戰爭爆發前,就讓對方清清楚楚地知道『這個國家的人民絕對不會屈服、民間早就做好了全民皆兵與自救的準備』,或許就能產生足夠的嚇阻力,進而避免過去這一年多來毀滅性的戰爭、基礎設施的摧毀與無數無辜生命的情感傷亡。如果歷史可以重來,我相信烏克蘭一定會更早進行民間動員;如果可以重新來過,他們除了做好準備之外,一定會更不斷地傳達這個訊息,讓國際社會知道,更讓潛在的侵略者知道,原來烏克蘭人民有這樣的決心。這樣子,才有可能真正地維護和平。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我們一個民間的NGO到底能做些什麼?我們沒有行政權,我們沒辦法落實軍隊的國防改革,我們也沒有法律權力去成立政府編制的國土防衛部隊,因為那是政府的工作與憲政責任。但我們公民可以做的,就是建立一個個『韌性社區』,透過民間的實際行動,展現我們社會大眾的共同意志。
而這份意志,必須建立在「真正的能力」之上。我們必須透過科學的、扎實的訓練來獲得能力,絕對不是單靠在網路上喊喊口號、點點讚,別人就會相信台灣有韌性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社區組織、我們的『後盾計畫』訓練會這麼重要。
在過去這一年裡,我們的後盾計畫在全台各地大概訓練了5,000多名學員。而在接下來,我們每一年設定的學員訓練量能,都是以「破萬人」為目標。我常常在算一個數字:只要我們訓練合格的民間後盾隊員超過1萬5,000人,這個人數就跟我們全台灣的現職消防員達成了「一比一」的比例。當危機發生時,這股力量就能對第一線的消防員產生實質的減壓與輔助作用。如果未來能達到30,000人,那就是二比一。會有更多受過專業訓練的公民,在第一時間協助我們的第一線緊急反應人員。
所以,訓練的量能與覆蓋率是一回事。另一個重點是,當你的社區真正面臨需要的時候,你和你的鄰居能夠一起站出來,有條不紊地提供協助。這就是我們今年的明確目標。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災害應變,是協助你身邊的鄰居獲得基本生存的能力。這件事情一點都不挑釁,也一點都不好戰。這只是人類社會最核心、最基本的美德,那就是『幫助彼此』。然後,我們要把這個能力與訊息實實在在地傳達出去。因為如果大家不知道你擁有這個能力與準備,嚇阻與保護的效果就會打折扣。」
問:「請問壯闊台灣平常都在做些什麼?」
答:「除了密集的教官培訓與各地的學員訓練課程之外,我們平時花非常多的心力在做『社區的服務與回饋』。因為我們組織在推動一切事務時,最核心的概念就是「社區化」。我們深切地相信,有一個價值,是比我們個人、甚至比我們單一家庭還要重要、還要龐大的,那就是我們對公共群體的責任。除了顧好我們自己的親人之外,我相信我自己是這個社區不可分割的一份子,我們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都是一個大家庭。
因此,我們平時就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回饋社區。比如說:當我們觀察到有一些偏鄉、或是資源相對比較匱乏的學校與社區時,我們就會主動把資源帶過去幫忙。
其實就在去年11月,壯闊台灣就有和高醫的團隊一起合作,深入到高雄的那瑪夏鄉,在當地為社區居民與學校提供第一線的急救訓練,並捐贈了整套的緊急應變物資與救援設備。我們常說,學會了救命的技巧之後,很多時候你還需要用到工具。但在那樣的偏鄉,往往什麼工具都沒有。所以我們那次就把募集到的專業急救設備,直接放置在當地學校裡的教會中,讓它成為一個社區的防災微型據點。類似像這樣子的社區深耕活動,就是我們壯闊台灣在沒有災害的平時,最主要在推動的工作。」
問:「在你們推動社區自救和戰術醫療的實務現場中,你們有觀察到第一線的警察人員,平時執勤時會遇到什麼樣的危險狀況嗎?」
答:「在我們的實務觀察裡,第一線的執法人員在日常執行勤務的時候,受傷的頻率其實非常高。前幾年鐵路警察在車廂內遇襲殉職是最有名的悲劇例子;而在幾個月前,台南也有兩位警察在執勤追捕時不幸殉職。
老實說,警察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消防員還要充滿未知與危險。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你看消防員接到任務出動到現場時,他心裡很清楚那是有人報案火災、或者是有人路倒,他已經有了明確的意外警覺心。可是警察不一樣,警察平時在大街小巷巡邏、盤查時,他根本不知道他眼前面對、正在提供協助的這個對象,究竟是無害的普通市民,還是帶有攻擊性的嫌犯?他很難在第一時間分辨對方到底是迷路了、喝醉了,還是那個隨身包包裡面藏著致命的危險物品或刀械。他們面臨的是極度高度未知的動態風險。
但在實務上,我們看到了另外一個制度上的痛點:警察的工作明明這麼危險,但因為預算編列的限制,他們在個人急救裝備(如:戰術止血帶、急救包)的配置上,往往缺乏充足的公配預算。所以,壯闊台灣這幾年也帶著我們的專業教官,主動深入各地的警局基層去進行培訓。
目前,只要我們全國各地的第一線執人員單位有這個需求,我們壯闊台灣就會全額無償地為他們提供「戰術緊急傷患照顧(TECC)」的醫療訓練,並且直接捐贈防護與急救裝備給他們。讓他們可以把這些救命的止血帶和急救包放在巡邏車上、或是直接佩戴在防彈衣身上。這樣子,未來如果他們在執勤中不幸受傷、或者目擊民眾受創時,他們至少可以在第一時間幫助自己完成大出血止血,撐到消防局的救護車抵達現場。包含國道警察在內,這些都是高危險、高風險的權益群體,這也是我們壯闊台灣目前的核心公益計畫之一。我們就是透過平時和社區、社會的互動,看到哪裡有實質的需求,我們就想辦法把民間的資源帶過去,透過募款、提供訓練與捐贈設備,盡力去填補公共安全的制度漏洞。」
問:「您過去在美國讀大學,想問您在大學期間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有無學到一些到現在還受用的知識?希望您能分享。」
答:「如果問我,大學那四年學到的東西,到底對我現在從事公共服務的工作有沒有幫助? 老實說,我大學那時候是勉強畢業的,差一點點就拿不到畢業證書了。
背後原因,並不是因為我玩得太瘋、或是每天在宿舍睡覺,而是因為我當時在學校裡「同時做了太多事情」了。除了應付繁重的學業課業之外,我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了課外的活動、社團以及工讀工作上。
舉例來說,在運動方面,我那時候加入了學校的橄欖球隊,同時還參加了角力摔角隊。這兩項運動都需要極高強度的體能與意志力訓練。除了體育性的社團之外,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音樂,所以我同時也是學校樂團與合唱團的成員。每天的生活都塞得非常滿。
而且,我人生中第一次「被炒魷魚」的經驗,也是發生在我的大學時期。 這裡可以跟大家很快地分享一個小故事。大家知道,耶魯大學的法學院在全美國、甚至全世界的法學界,基本上常年都是排在第一名、第二名的頂尖學府。因此,耶魯法學院的學生每個人都非常優秀,自視甚高,也是學校重點保護的對象。那時候我念大學時,其中一份課外打工的工作,就是被分配在耶魯法學院的圖書館擔任門禁管理員。
那份工作在平時真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爽缺」,因為法學院的圖書館非常安全、安靜,根本不會有任何外人想要強行闖進去。我的任務極其簡單,就是坐在門口的櫃檯,檢查每一個進來的人的學生證而已。在那個還沒有智慧型手機可以滑、網路還不發達的年代,當班的空擋基本上是一段非常棒、可以完全安靜做自己功課的完整時間。
後來到了期末考週的時候,因為我自己身上同時接了好幾份工讀,時間有點調整不過來。我看這份工作太棒了,於是就熱心地幫了我的一個好朋友,把他也介紹進來這家圖書館打工。有一天,因為我真的分身乏術,我就請這位好朋友幫我代那一天的班。
結果,我的這位好朋友,在當天清晨竟然不小心「睡過頭」了。當天早上,圖書館的主管來到法學院大樓巡視的時候,他一走到門口,整個人都驚呆了:他看到大樓外面站了滿滿一整排、穿著大衣、抱著厚重原文書的耶魯法學院學生。這些未來全美國最頂尖的律師、法官和社會精英,因為大門深鎖、無人開門,全部在寒風中被凍得瑟瑟發抖,進不去圖書館溫書。
結果不用說,我們兩個人當天就直接被主管宣布「停班一個月」,基本上就是實質被開除了。主管那時候看著我,對我說了一番讓我終身難忘的話,她說:『這班原本是你的責任。你確實可以找別人幫你代班,那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找來的人出了包、沒有按時出勤,做為這個班名義上的負責人,你還是必須承擔最終的所有責任。』
這是我人生中最後一次在那個圖書館上班。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並不是想要勸大家以後不要找朋友幫忙代班,而是這件事情在我的生命中,給了我一個非常深刻的震撼教育。
我覺得當我今天重新回過頭去檢視我那四年的大學生活,我學到最重要、也一直受用至今的特質,就是『時間分配的能力』與『承擔責任的膽識』。
我們每個人的人生都只有這寶貴的四年大學時光。在這四年裡,你要想辦法在有限的時間裡做最多的事情、學最多的知識、讀最多的書。因為一旦這四年過去,當你畢業開始投入職場工作,或者選擇繼續走你自己的專業學術道路,你的人生都不會再有那樣一個寬容的空間,允許你可以毫無顧忌地去接觸全新的領域、去嘗試各種奇形怪狀的新事物了。
那當然是一個極具考驗的過程。就像我剛剛跟你們坦白的,我那時候因為把時間分給了幾份不同的打工、球隊、摔角、合唱團等課外活動,導致我的課業學分很不夠,差一點點就拿不到畢業證書。但是,這些高強度的磨練,卻扎扎實實地培養出了我現在的抗壓性。這也是為什麼,我今天創辦壯闊台灣、每天面臨鋪天蓋地的公眾事務與政治攻擊,但我依然能夠應付自如。因為回頭想想,我現在即使再忙,也絕對沒有大學那四年同時打好幾份工、打橄欖球還要應付期末考那時候忙。
在大學的生活裡,我對世界上發生的各種事情始終保持著強烈的好奇心。我認為,在年輕的時候去培養自己的「膽識」與「抗挫折能力」,是比拿到全A的成績單還要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你敢不敢在明知道可能會失敗的前提下,依然同時接下好幾份具備挑戰性的工作,並且在失敗來臨時,拍拍灰塵,不懼怕失敗地繼續往前走?這是我在大學四年裡獲得的最寶貴的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