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期:2025.11.18

主講人:李荃和律師

講  題:誰的權利?誰的正義?憲法、人性與生命的交會與邊界

編  輯:黃律衡

校  稿:蔡元豪、林沛萱

李荃和 01

  在開始之前,來一題萬年電車難題。今天有一個列車長,他開著一輛火車,上面站了兩、三百個人,因為鐵軌壞掉了,如果它直直衝就會出軌,最後兩、三百人會因為翻車就死掉。火車可以轉彎到另一個軌道上,但是另一個軌道上面剛好有一個正在維修的工人,那只要轉彎,列車所有人都可以獲救,但是工人就一定會死。所以問題是:「如果你是列車長,你會選什麼?」

  法律的角度看這件事情:我是列車長,如果我讓車繼續開下去,然後兩百個人就這樣死掉,假如我活下來,我不見得有責任。要去看為什麼車子會脫軌?軌道為什麼會壞掉?如果都不是列車長的問題,這時候法律上是沒有任何的歸責。但是當他轉向去撞那個維修的工人,讓這兩百個人可以獲救,在法律上這絕對是殺人罪。因為他是有意圖的,他知道這樣做,即使不是為了讓他死,但是法律上有個概念叫「未必故意」——就是說他可以預見這樣的結果,當然不是故意犧牲他,只是他不得已做了這個選擇。所以你看,道德上的選擇跟法律上的選擇、法律上的判斷可能也不太一樣。那我其實想跟大家問的是,如果你是一個醫者,你會選哪一個?個人的醫療行為,還是全盤的醫療資源?因為一個人跟兩百個人,他要耗費的醫療成本資源,還有整個醫療的措施,那個差距也是非常大的。這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我要告訴大家,沒有什麼樣的判斷是絕對正確的,或是可能會有更合法的答案,但在下一個案件看就不一樣。

  今天我就要來分享,從法律面的角度,幾個最近我看了很有感觸的案件。

 

一、長照悲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3年度重訴字第14號)

 

  一個 70 幾歲的老婦人,常年照顧她的小孩,而她的小孩出生因為腦性麻痺疾病,長期癱瘓,沒有辦法自理。所以媽媽照顧從嬰兒時期照顧他到現在50 幾歲了。可以想像 50 年的人生,是多麼辛苦的一件事情。那後來她真的是太辛苦了、照顧不來了。因為她自己一個人照顧得很辛苦,沒有太多支援系統,也沒有喘息服務,所以她有一天受不了,殺了他兒子,後來就被起訴。如果你是法官怎麼判?這是不是殺人?是啊。有沒有阻卻違法事由?阻卻違法事由就是說:基於一些法律上允許的正當理由而殺人。例如我是死刑執行者,在規定底下可以殺人。或者合理的正當防衛,回到剛剛的案例,她照顧得再辛苦,法律上沒有承認這樣的阻卻違法事由,所以它是不折不扣的殺人罪。法官要不要判?要判幾年?這有個重點,法律上說刑法的目的是什麼?這邊講三個:「應報」、「一般預防」跟「特別預防」。

  一種叫「應報」,就是報應的意思。你犯了罪,傷害別人,我們要你嘗試到同等級的痛苦,這個叫應報理論。以被害者或被害者家屬的角度來看,應報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沒有辦法去理解、或接受、或撫平被害者所受到的痛。刑法不只有應報理論,因為它無法解決接下來的問題,它只能解決過去的傷痛。這個人已經殺了我的家人,我把他殺死,難道我的傷痛就撫平了嗎?未必啊。所以一定還要帶著其他的價值跟可能性。因此提出了另外兩個目的,這兩個目的合稱叫做「預防目的」。然後預防分成「一般預防」跟「特別預防」。一般預防就是殺雞儆猴,我處罰犯罪者給大家看,大家知道這件事情不能做,不然就會被處罰。特別預防就是針對犯罪者,我處罰你,讓你知道你為何不能做同樣的事情。所以法官要用這三個目的,來判斷這件事情有沒有執行刑罰的必要性?有沒有需要報復老婦人?讓社會知道說這件事情是錯的?同時讓被害者或被害人家屬可以回復?當然他們自己就是母子,所以「應報」在這個案件中意義不大。

  那預防呢?難道會因為我們沒有執行這個案件的刑罰,大家以後就會說照顧者可以亂殺人嗎?似乎也導不出這樣的結果。法官的用語如下:以「應報」的角度而言,被告長達五十多年的苦心照顧,其實對孩子感情至深可以想見,那又在疫情、年老的多重打擊下才痛下這個殺手,可以想見她晚年的痛苦。今天她不管有沒有執行刑責,她的痛苦一定不會比執行刑責來得小。並且這個被害人(兒子)他雖然長年臥床,但是被照顧得很好。長期臥病的人他身上都很容易會有褥瘡,但他都沒有。她要多用心、多花時間照顧,頻頻幫他翻身體,仔細擦拭,才能夠照顧到這種程度,躺了五十幾年一點褥瘡都沒有。因此「應報」是沒有必要的。那繼續從預防的角度看,雖然他侵害了別人的生命,但是他願意長期照顧無法自理的親人,是因為奉獻和愛才能夠堅持,與法律處罰無關。不會因為這個案件不執行刑罰,導致其他的照顧者也都會產生同樣的問題,都把被照顧者殺死。他願意照顧本來就是基於超脫世俗的愛跟關心。

  那再從特別預防的角度看,法官說這一件有極為特殊、複雜的動機,所以縱不宣告也難想像被告(老婦人)會再度去殺人。所以刑法理論的三個目的,這案件其實都不需要。但它終究是一個犯罪行為,終究是一條生命的消失,所以法官他不能不處理,檢察官已經起訴了。所以這個案件結果是什麼?他還是判了她兩年多的刑責。以法律來說,他不得不判,但是他寫了一段話。我覺得這也是法律工作者的一個無奈,或他自己在良心跟法律適用上面的衝突。他想說的是,我還是判她刑責,但是希望總統特赦她。這就形成另一個案件的討論焦點。我可以理解這個困境,但如果總統可以任意在個案中特赦,那每個法官都建請特赦,總統不去特赦的時候,你說總統無情?那總統特赦後,為什麼這個案件特赦,那個案件也很可憐又不特赦?會不會形成制度上的不穩定性?這是討論政策的一個問題。好,不過我認為這還是一個很值得分享的案例,讓大家看看法律的判斷在不論是人性或是道德上面的困境在哪邊。

 

二、玻璃娃娃案(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2374號判決)

 

  它發生在一間學校,一位陳姓少年跟顏姓少年。顏姓少年就是那個玻璃娃娃,那「玻璃娃娃」是大家對這個疾病的俗稱,他的骨骼比較脆弱,很容易骨折,在生活上面很辛苦。除了身體這一塊以外,日常生活跟一般人沒有兩樣,大家也是正常的上學。陳姓少年就是他的同學,平常也會照顧他,但照顧他是出於好意,不是他義務。

  那一天學校上體育課,然後就要爬樓梯下到操場。那玻璃娃娃他沒有辦法上體育課,那一個人在教室也很無聊,所以有時候陳姓少年會抱著他上下樓梯,也把他一起帶到操場。那天又剛好下雨,樓梯濕滑,所以陳姓少年在抱顏姓少年時,不小心摔倒。兩個人都摔倒,陳姓少年撞到頭,但沒有大礙,不過顏姓少年就因為他脆弱,所以就摔得很嚴重。結果,顏姓少年他就不幸地死亡了。其實在顏姓少年被摔傷的當下,他還是有意識的,他還一直跟學校說不要去怪他的同學,希望大家不要追究他。不過因為後來他就死亡,所以他的家長還是追究了,就打了訴訟。顏姓少年的家長告陳姓少年,同時也告學校——學校為什麼沒有包括無障礙設施、不夠完整等等。對被害者家屬來說,錢可能不是重點,但是他還是希望可以透過歸責來釐清這件事情。

  一審判命原告,就是玻璃娃娃的家長敗訴,陳姓少年不用賠。理由是說,他是出於好心的照顧,而不是法律上的義務跟責任,他不是醫護人員、長照人員,甚至不是學校的老師。然而二審推翻一審法院判決,判陳姓少年跟學校都要連帶賠償。連帶賠償法律上意思就是兩個都要賠。這在當年引起很多的社會討論,大家開始討論「好心就沒好報」。法院的判決都有釋放訊息的作用。不只會影響到法律的制度,甚至是大家在生活上的行為,比如不敢幫助人、社會更冷淡等。法院想講的是:「我不否認好心人就要被處罰,但幫助別人時需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不該做能力範圍外的事。」當然這都是事後諸葛,我只是抱著他下樓梯,我怎麼知道會發生這種事情?可是照顧他人,不管你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你還是要衡量自身的狀況再行動。

  二審被告因為要判賠,又再上訴到三審。那三審講到:陳姓少年並沒有特別照顧的義務,所以負的是一般人的注意義務。所謂的「注意義務」。我講一個最簡單的:開車有注意義務,我們即使不是故意,不管是分心、滑手機、恍神,這個就是過失,也會有過失傷害。最後的結論是:陳姓少年負的是一般人的注意義務,那一般人在這種情況底下可能無法預見會摔傷,而且一般跌倒也不會那麼嚴重,那只在這個案例中比較特殊,所以陳姓少年並沒有違反一般的注意義務,法律上沒有過失,所以不判賠。可是學校並沒有把這件無障礙、照護人員等措施做好,所以學校判賠。之後學校與家長共同成立學校無障礙相關的基金,呼籲大家希望未來能去避免同樣的憾事。以結論來說,一路衝突到最後,收在一個蠻折衷的點。玻璃娃娃案件也到此結束。

 

三、 限制前科犯開計程車案(釋字第 584 號解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彭婉如命案」?在過去那個年代,計程車犯罪很多,因為計程車空間密閉、狹小且不容易追蹤,尤其當時手機不普及。彭婉如命案讓社會對計程車安全性的關注達到高峰。當時立法者為此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裡面立了一個規定:暴力跟性犯罪前科犯,一律吊銷其計程車執照,同時終身不能再開計程車。目的就是要遏止這些犯罪再次發生。當然不是說沒有前科的計程車司機絕對不會犯罪,國家法律也不能做這種預設;但是有前科的人,再犯的可能性確實比一般人高。

  這個規定適用了一段時間,看似沒有問題,但它限制了非常多前科犯重新投入計程車行業。要知道,對於剛出獄的更生人來說,開計程車是少數不用應徵、門檻低的工作,只要有一台車就可以工作維生。可是國家法律卻限制並封鎖了這條路。那時有一位計程車司機,發現太太有外遇,一時氣憤傷害了情夫,因而被關了幾年,但他並不是常常傷害人的惡徒。他出來之後開始開計程車,本來還沒有這個新規定。立法後他被查出有傷害罪的前科,因此被禁止開計程車。他一路上訴打到敗訴,最後申請釋憲。

  如果用憲法審查機制來看,憲法上可不可以限制人民開車維生的自由與權利?我們來跑一次流程看看:

  • 法律保留原則:限制計程車開車的規定是寫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裡,有沒有法律規定?有,這是立法者通過的
  • 法律明確性原則:這個法律夠不夠明確?它寫得很清楚,哪些前科犯終身被禁止開計程車。所以形式上的法律夠明確。
  • 目的審查:禁止前科犯開計程車,有沒有公益目的?有,乘客安全。不論是當年的社會氛圍還是現在,乘客安全一直都是被高度看重的。因為計程車是一個「迅速移動、封閉空間、難以追蹤」的交通工具(至少那個年代很難追蹤)。這個案件的重點在於「手段」的審查:「終身不能開計程車」這個手段,能不能達成「乘客安全」的目的?同時,手段與目的之間是否符合「最小侵害原則」?

  大法官認為這算適合,因為它可以禁止前科犯透過計程車再犯。但難道沒有其他侵害更小的替代手段,可以達成同樣的目的嗎?當時大法官召開公聽會,請計程車同業公會與相關行業討論。有人提出:可以用 GPS 定位系統,可是在那個年代,除了系統建立不易外,GPS 定位也只是「好追蹤」,沒辦法避免再犯罪。

  還有人提出:不然全面改成定點叫車,而不是隨機攔車(因為很多計程車犯罪都是隨機載客引發的)。也有人提出:在車體標示「前科駕駛」與「優良駕駛」。乘客自己選擇。如果你不怕你就坐,會擔心的就坐優良駕駛。但可以想像,這方法對更生人來說,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名譽與隱私侵害,在當年也不被認為是可行方案。大法官最後在釋字第 584 號解釋中認為,限制特定前科犯不能開計程車,手段合乎比例原則,因此判定該規定「合憲過關」;然而到了現在,科技執法與手機定位普遍,所以開始有不同的修法。這告訴我們:以前合憲不等於現在就合憲,以前違憲也不等於現在就一定違憲。憲法是會隨著時代價值觀與科技而演進的。 

李荃和 02

四、SARS 和平醫院封院案(釋字第 690 號解釋)

 

  我們來看最後的這個案子,很有名的SARS的案件,這個是2003年,剛好我是大學的時候,我大學是念東吳,東吳的城區部剛好在和平醫院的旁邊,所以我對於SARS的封院是非常有感的。

  醫院附近都很多吃的,什麼小南門乾麵都在那邊,對我們來說很像你們的高醫,就在你旁邊,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當時的封院是什麼?是因為SARS的疫情的擴散,所以突然下令把它封住。外面出不去、裡面也出不來。不管你是誰,你是醫生、病患還是家屬,還是只是剛好路過上廁所。如果我同學剛好在那一刻進去,或是我自己在裡面,我一樣出不來,然後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出來。當時的情況是這樣。

  不論是當年的SARS,還是後來的這個COVID,都有很多的防疫的措施。然後你要說這防疫措施適不適合、有沒有效、會不會過頭,其實都已經是事後評價。你永遠不知道當時沒有這樣做,遏止的了疫情,還是有沒有更好的方式?還是其實那就是一個最差的方式?那把它搬到法律或者憲法的層次,我們至少可以看一下釋字690。690解釋的申請人名字叫周經凱,他是一個醫師,他本來也是和平醫院的醫師。那當時封院,不只是裡面的人不能出來,所有和平醫院的醫師都被召回。封院措施一下令,不只院內人員不能進出,連外面不在和平醫院的醫生,都要求回去。可是周醫師就覺得:我為什麼要回去?我是消化科的,對防疫沒有幫助,那進去只是交叉感染更多而已。如果你有看過一些SARS的紀錄片,醫護人員們求助無門,就會在窗戶旁邊拉布條,寫「救救我們」、「Save me」,當時是段非常慘痛的歷程。

  周醫師的判斷就是:為什麼要回去?回去只是多一個人感染,你說醫療人員不足,所以需要協助,那也不是腸胃科醫師啊,所以抗命不回去。但他們抗命導致什麼結果?記大過、停職、罰鍰、公務員身份剝奪。更嚴重的不只是這些,而是名譽上的烙印。從那一天開始,同業、媒體、報章,每一個人都稱呼他叫烙跑醫師。所以他們會覺得說不合理啊,國家制度怎麼可以要我送死?而且在這之前,他其實是個很優良的醫生,所以他後來申請釋憲。就是690號解釋。那SARS封院其實不是法律,而是特別授權的特別規定。內容沒有很明確,那時候寫法是「國家衛生主管機關可以做跟防疫有關的必要措施」。什麼叫必要?你不能寫太明白,因為這要看個案核定。但是「必要措施」包含封院嗎?為了控管疫情跟照顧病患,手段一定非用封院不可嗎?這是一個醫療跟政策的判斷、風險的控管,跟法律者的兩難。如果我是法官,我永遠可以用事後的角度來告訴你這個有沒有必要、有沒有更好的方式,但那只是事後諸葛。

  大家其實心知肚明,那時候把和平醫院的那些人給封在裡面,這是為了照顧他們嗎?是因為外面的人害怕,不想讓他們出來。更現實的想法:大不了裡面交叉感染,然後大家就死在裡面,但是不會影響到更多人。其實也可能發生這個情況。這手段說到底,是為了更多人的公益跟利益,而去犧牲少數人的權利。回到我們一開始講的電車難題,為了兩千三百萬的健康國人,選擇了封在裡面的一兩百個人,就很像那個列車把車轉下去,去撞維修工程師。這個問題沒有什麼不同,所以它一樣沒有標準答案。那又再講回來,當時也想不到更好的方式,事後看沒問題。所以烙跑醫生的訴訟挑戰,其實都是失敗的。

 

五、面對法律、道德倫理、生命,我們該如何思考電車難題?

 

  我自己也想過,如果我是那個醫生,我會回去嗎?如果是年輕的我可能會,那如果我有家庭了呢?你有小孩了呢?還有爸爸媽媽等待我去孝順,那時候要回去嗎?我今天在裡面出不來算了,但是為什麼我在外面,我還非回去不可?不回去還要被國家法律給處罰。

  所以這是今天主題最後想要給大家的,主題叫做《誰的權利》。每一個人都有基本權,只是法律實現的真的是正義嗎?或一部分正義。我們不能很消極的說這些問題很難解。今天給大家這些問題點,其實是有思考路徑的,不過思考路徑可能在你人生不同的階段,用不同的思維、不同的角度看,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我們可以一起來找尋這個答案,不斷地重新思考。

李荃和 03

Q&A

 

問:「李所長你好。我想請問的是,假設你今天接了一個案件,然後你的委託人其實非客觀的描述了這整個案件,在你委託的後期,你發現這個案件的全貌其實跟你的道德理念是相違背的,你如何應對這樣的情況?然後怎麼樣平衡這個心理落差?」

 

答:「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因為我覺得律師這個工作,還有醫療者的工作,其實會遇到同樣的問題。我先講一下相同的:我們處理的大部分的人他其實生活過得比較不好,有可能是身心狀態的問題,有可能是他自己遇到什麼困境。所以我們的職業遇到的大部分都是比較負面的能量。所以心理的落差跟程度,是真的要能夠調適的。那我們當然也有遇過很多的案件,當事人講的跟實際的狀況不見得一樣。又分爲,一種是他故意亂講,這種你做久了你聽得出來,就是在隱藏細節。這種一開始你就會篩選,比如說如果他今天都沒辦法講實話,你就不要接。可是更麻煩、更多的其實是另一種情形:他其實沒有在說謊,或他不覺得自己在說謊,他只是用他自己的角度去詮釋一件事,然後有些對他不利的或不敢講,他就避重就輕,那這種最麻煩、最危險。姑且不論會不會違反你自己對這個案件的理解跟道德,這種就最容易在訴訟上被突襲。比如說你講的是這樣,結果後來人家拿出來證明是另外一種,那其實就很可怕。如果就純以法律跟實務面來說,我們本來在跟當事人溝通時,除了會一直提醒他要講實際的情形外,在合約上面也都會寫說他要如實告知,如果有假,我們可以解除委任,這是比較法律面。可是現實上你知道說,那種他自認為是真的,或是很多真假是連法院也無法去還原,一個事件經過了就沒有真相可言。如果是我,可能類似的類型案件我就不會接,因為我知道我沒有辦法控制這件事情。那當然不是說被告就不值得被辯護,但很多的刑事律師,他的理念跟思維在哪裡?他的想法是:即使是壞人,他也有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因為每個人他都有好跟不好的一面。

更多的時候其實是制度殺人,而不只是他個人的問題。當然我們不能把一個人的過錯全部都推給制度,只是在思考處理問題的時候,比如說要追責、要歸咎、要達到剛剛講的應報、預防的功能以外,同時也要去思考制度怎麼避免同樣的事情再發生。

好,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一樣沒有答案,但是初步我的想法就是:非常疑慮的那種案件我們就不接,雖然這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式。那如果有的,你就是要跟當事人講清楚,甚至你要引導他講真正的版本是什麼。好,謝謝。」

 

 

問:「李所長你好,我是醫學系四年級的同學。那我想要請問的是一件今年2025年6月發生的,在宜蘭那邊有關腦死後器官移植的一件事情。我主要想要詢問的是,你會如何從法律上的角度來看檢察官做的決定?那我先概述一下背景:就是在器官移植方面,有分為腦死後捐贈跟心跳停止後捐贈。最大重點是說,就是一定是要在病人認定死亡以後才可以捐贈。然後其他有一些相關的法律提到了,就是因為為了要保持器官最大的活性,所以會有一些限制。應該說保持器官活性的同時,那我們也不能夠傷害另外一個人生命的自主。好,所以說,你用葉克膜去儲存器官,那這就是一個不道德的行為。那事情是這樣,就是這個病人他的情況是,他是因為車禍死亡,然後家屬表示說願意器捐,但關於這個器捐呢,他走的應該是這個心臟停止以後的這個流程。因為詳細的法律我沒有辦法記得很清楚,大概是這樣:就是有兩個不同地方的條文都寫到,有一則是說這個醫生是可以這樣進行的,那另外一則是說這個醫生可能不行,就是不同的條文他有不同的解釋。好,但是前提都是家屬都同意器捐,那在醫院的執行方也沒有問題,但是就是不知道為什麼,被爆料到檢察官那邊以後,那檢察官他認定其中一條法律,然後去進行起訴的動作。起訴之後當然就引起社會上廣泛的討論,我覺得最新造成的影響就是,在醫界他可能對這個心臟停止後器捐的熱度就降下來。這本來可能或許是有一些爭議可以討論,但是因為這個起訴事件以後大家怕被告,那原本一個可能可以讓更多器官捐贈的機會就因此消失了。那所以我想請問就是,您會如何從法律上的角度來看待檢察官做了這個決定?就明明有兩條不同的法律都可以來解釋這件事情,但他卻選擇了適用其中一條。這樣,謝謝。」

 

答:「好,我也很喜歡這個問題,因為它可以談很多面向。首先我當然先講的是,檢察官或法官,甚至我剛剛講到法官,他們所做的決定很多都不一定是正確的。大家都只是在自己的價值觀跟法律適用的邏輯,甚至會受到他成長背景的影響,而做的一個決定。

可是社會制度上面,尤其在法律制度上面,他們會是這些個案的決定者,甚至是最終決定者。那當然有人會說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不過反過來想,那如果不是他們決定,還可以有誰來決定?所以才會一直有人說沒有人可以審判人,只有神可以審判人。最近比較有在討論就是說,那AI可不可以?包括AI能不能做醫療行為來替代掉醫生們、能不能做法律的認定來替代律師甚至法官們。但是因為我覺得這會是另外一題。如果是AI來做的話,它可以做的可能是整合那些既有的案例,因為它可以看得比誰都快,但是它仍舊沒有辦法把道德價值觀放進去。所以一旦把這東西加進去之後,你會發現還是難以判斷。

當天法官認定一件事件應該是判A判B,用A條還是用B條,就如同醫療行為,今天他用一些徵兆來看待他,最後應該是用A法還是B法來治療,然後可能會相對應不同風險或作用。那我又再講回剛剛那個案例,我覺得多時候,除了它的決定不一定是正確的,還有很多決定其實可能不是個案檢察官的問題,而是法律規定的問題,或者法律背後制度的問題。所以我們有時候在討論法律裡的討論議題,有時會有是適用法律的層級,還是挑戰法規規範層級的層級。如果只是適用法律,像剛剛那個案例聽起來就是說,如果你用A條解釋跟用B條解釋,可能一個就沒事、一個就要被起訴,那他又可以選擇。這就是適用法律的層級,通常在檢察官或法官的層級是在這邊。那律師們在意見書或是在法律的攻防,也是在說:『喔不對,這條不是適用在這種情況,這條的解釋是什麼?什麼才是生命?什麼才是死亡?』都有解釋空間,沒有錯,因為你會有不同的定義。

但是有一些東西是法條可能解釋已經很有限了,那這個時候就變成是立法論的問題、立法政策的問題。像我提一點點的那個大法官,他就是比較在處理這個問題。就是說,個案可能他適用那個法律沒問題,但是那個法條本身在整個社會價值,或是在社會的正義裡頭,其實是有問題的,或過不了比例原則檢查。所以他是適用法律的問題,還是法律本身制度的極限?我們要挑戰的會是這個個案,還是根本性的要挑戰背後的法律制度,才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那如果是法律制度的問題,最後我其實想要提的是說,現在法律制度的設計,你知道就是法條永遠在修。那有時候修法也很難說修得更好或更不好,可是因為社會事務一定會一直變化,所以它就會一直修。但是任何法律的製造、設計、修正,都是架構在一定的前提,然後這個前提有時候只是當代的前提,只是當代的、沒有辦法被挑戰,但是未來不見得是。一旦未來可能因為科技、可能因為思維的不同,你會發現那個什麼法律制度要改寫。

那我講回剛剛最後同學講的那個案例,就是怎麼樣的器官捐贈移植。當然醫療專業我就不如各位懂了,只是我要強調就是說,這個跟一個前提也有關係,就是『人的意識是出現在以及消失在哪一刻』。如果這件事情有一天能夠再被證實得更明確,或者是不一樣、跟大家理解不一樣,那我認為它對於器官移植的時間點,甚至是法律判斷什麼時候開始是生命的時間點會不一樣。

我覺得剛剛那個檢察官他判斷的時間點,以及法律上怎麼設計的時間點,其實是跟它對於『人的意識什麼時候消失』,很有關係。當然它沒有辦法很合理的去理解一個器官可能一定要在某個時間點它的利用率或存活率應該是比較高,那就是一個很現實的目的的考量。所以最後應該是在這兩個點上面去做融合,只是在專業上面我就不曉得現在的理論是哪一個。我們以前在唸刑法理論,就是什麼時候是法律上定義的人。法律上定義的人,你殺他還是殺人,不然就是毀損屍體。那個他們就有什麼腦死說,然後心跳停止說,其實就是在經歷這件事情。所以應該是醫學或神經科學,甚至是物理學先決定好這件事情,法學才站在這個基礎上面去做設計。好,關於這個問題我就回答到這邊,謝謝。」

 

 

問:「李所長你好,我是醫社三的同學。那我想問的問題是,對於前陣子有立委提說終身監禁不得假釋。那我想請問就是李所長……就是以憲法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的話,李所長會有什麼樣的看法或是想法?那我自己是覺得,他們有一種把這些犯罪人當作一種客體的感覺,他好像是一種犯罪的展示工具,好像並沒有正面的回應到問題。那想聽看看李所長您的想法,謝謝。」

 

答:「我認為『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在本質上與『羈押制度』很相似,都是一種制度上的風險控管與代價選擇:羈押制度是為了確保國家刑罰權能夠順利發動,避免被告逃亡或滅證,進而不得不容忍『無辜者可能被誤押』的風險,這就像我們為了享受交通工具的便利,就必須承擔無法完全歸零的車禍風險一樣;而終身不得假釋,則是社會因為極度害怕受刑人出獄再犯,選擇像『電車難題』般,為了大多數人的安全感而永久犧牲少數人的基本自由。但我個人堅決反對這種制度,甚至認為它有違憲之虞:首先,它將受刑人完全工具化、客體化,剝奪了他們對未來的任何希望,這種無期徒刑甚至比死刑更加殘忍,嚴重違反了人性尊嚴;其次,現代刑法與監獄制度的建立前提,是預設人的行為可以被控制、且具備被教化與『再社會化』的可能性,若在制度設計之初就完全堵死重返社會的路,不僅徹底背離了更生制度的核心功能,實務上更會造成監獄無法負荷等技術性危機;因此,我們真正該做的是嚴格審查假釋條件並徹底落實執行,避免不該假釋的人被假釋,而非直接採取『絕對不得假釋』這種極端且抹滅重生機會的制度。好,也先回答到這邊。謝謝。」

 

 

問:「想請教您的就是:我們目前國家的憲法法庭的困境,不曉得在總統府或行政方這方面有沒有什麼樣的解套的可能?那另外就是說,那在其他有憲法法庭的國家裡面有沒有近期的一個借鏡可以讓我們參考?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假設在這段期間,是因為人民提起有關自己權益受到侵害的事件的一個申請有時間性的限制的話,而因而權益受損的話,那未來有沒有任何國家賠償申請的可能的空間?謝謝。」

 

答:「老師問的問題非常的專業,而且直指現在我覺得大概是我國社政領域的問題、我自己覺得最核心、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我們當然不是說憲法法庭就是是最重要的,可是它真的是如果我們很重視人民的權利,很重視這個民主法治得來不易的這樣的一個自由的社會,我相信一個完整的、完善的訴訟制度是有他的必要。你很難想像今天沒有民事法院,沒有行政法院,沒有刑事法院,你覺得很難想像嗎?就是停辦。我們有時候還可以想像政府部門關門,美國不就這樣嗎?當然這個跟美國的分權設計沒有關係,因為州權也還是蠻大的。當然臺灣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比如說花蓮發生的問題,其實大家會互推或互踢皮球。我們講回來,我會說行政部門關門都沒問題了,司法部門應該不行。但是確實也很難想像,剛剛講的那種什麼民事刑事法院就是暫時都沒有在運作。可是大家卻能夠想像,甚至就發生,甚至也接受憲法法院一直長期的不運作。到現在為止,今年沒有任何的憲法訴訟的解釋,就是判決。那這個情況,其實不論政治的角度立場是什麼,我認為都是值得大家關注的事情。

那我先提剛剛老師的問題,我倒過來回答。第二個問題是說,如果今天人民真的不得已,必須要申請憲法訴訟,因為憲法訴訟條件是訴訟已經該走的走過了,改上訴都上訴到底了,案件已經確定了,最後一關剩下的訴訟。過去舊的制度,憲法訴訟沒有時間限制,所以其實他今天判決出來,過個半年、一年、兩年再來打都可以。可是新的憲法訴訟法規定是判決確定後的六個月,所以變成我今天要提,我一定要六個月內提,不提我之後會來不及。但是我現在提就沒有辦法可以審,大法官不足三分之二。

好,所以對人民來說,他人權利沒有辦法在憲法訴訟被挑戰、被看重,他的困擾已經在這邊。然後很現實上的一個問題,比如說像我長期都有在參與憲法訴訟案件,不論是哪一方。那憲法訴訟本來在跟其他裡面的訴訟比,就是數量相對少。那在相對少數的案例的憲法訴訟,今年有一個很明顯的狀況是:只要申請的,幾乎都被不受理。因為大法官現在的數量是不足以作為實質的審議。實質審議就是我們剛剛很快的帶大家說,怎麼樣去做審查,然後最後做出一個合憲還是違憲的決定。例如我們剛剛說讓前科犯不能開計程車,或者是SARS封院大法官當年的結論就是合憲;不過只有異性可以結婚,以及通姦罪可以只處罰小三,那個規定大法官後來就宣告違憲。所以你看不同的案件挑戰就有不同的結果。

但是現在是這些東西都沒有機會被挑戰。然後大法官就是陷入一個大法官自己的困境跟難題是:他們也不想被說好像都沒在做事。因為今天不足也不是他們可以決定、就是留下來那幾個大法官跟還沒有被補上去的,他們控制不了,那個事情是立法院要通過的。所以為了讓他們看起來還是有在做事,我覺得部分大法官其實一直在做不受理。我有好幾個案件也是,明明應該被受理,結果又被丟掉。但是人民就陷入一個:我現在提就很容易被不受理,但是我不提我就過了六個月,那怎麼辦?那個問題就是這樣來的。

那能不能在這個現在提、被不受理,然後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如果今天真的有憲法修法或大法官補齊,整個制度已經不一樣了……比如半年一年後,假設有個新的面向,那曾經被不受理這些,有沒有機會提國賠?我初步的判斷,我覺得是沒有辦法的。雖然我覺得現在這個困境對民眾來說很不合理。那沒有辦法的理由是因為,如果從法律面來說,我覺得第一個要處理的是因果關係。因為這些案件真的被不受理,大法官其實都有交代不受理的理由——為什麼不受理你的案件?那當然說真的,大法官不受理他也不會寫得多詳細,就說沒有憲法重要性,他不是沒有理由的。所以你很難說今天不受理他的案件是因為受到現實政治氛圍的影響,但他可以說這是因為法律上他就不符合提起憲法訴訟的條件。那國賠的前提是國家行為違法,如果這個不受理沒有辦法被認定為違法,本來就沒有國賠。

第二是,你也很難去證明一件事:這個案件如果不是發生在現在聲請,而是未來才聲請,他們就一定會被受理,甚至做出違憲宣告的結果。所以這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法律講的另外一個重點,是你很難去證明因果關係。那要成立國賠一定要是國家行為違法造成的損害,而且國家違法行為跟獲得損害之間有直接的因果關係。所以純從法律要件上面,我認為他很難成立國賠。然後如果從有時候法律的解釋跟判斷,多少還是會受到現實政治跟社會設計的影響。那這個從社會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就是你也不容易想像法院判一個國賠,就變成這段時間所有的憲法訴訟案件可能都國賠的一個可能性,我認為法官不太容易做出這樣的決定。所以以這個角度看,國賠是不容易的。

那又再講回,那這個問題有沒有解套的可能性?本來其實有很多方式的討論,但是目前看起來已經陷入了一個僵局。比較普遍的理論,參考德國的做法是,大法官自己應該可以宣告現在的憲法訴訟法的門檻部分違憲,讓現在不足的大法官也可以做實質審理。可是現在在位的大法官,有大概五個到六個是支持這個想法,但是有三個是反對的。以至於他們沒有辦法通過那個多數來宣告現在的憲法訴訟法是違憲的。所以最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是大法官自己,就是他可以直接透過憲法訴訟的方式去解決掉這個問題。那確實也有不少的釋憲案,要大法官去宣告現在的憲法訴訟法的門檻是違憲的,但是因為大法官自己現在內部的分歧,以至於這個結論也做不出來,然後想像也不可能做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困境到現在,本來一個最有機會解決的方式也暫時沒有辦法了。那甚至大概就是剩政治解決。政治解決就是總統要繼續提名,立法院讓他過。但是這個時候的提名,總統就不能都提他想要的人,他一定要分權出去,立法院才有機會換。所以我覺得短時間解決不了的問題,能解決的可能還是得回歸到政治面。我自己的個人判斷大概是這樣。謝謝老師。」

李荃和 04

Go to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