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期:2023.09.20
主講人:沈正宗處長
講 題:大使生病,邦交怎麼辦?
編 輯:王天韻
校 稿:蔡元豪、蘇郁秦

一、 給大一新鮮人的見面禮
看著台下這麼多大一新鮮人,我不禁想起自己當年剛進大學時,英文課第一單元的課文題目就叫作《If I Were a Freshman Again》,那時候老師語重心長地提醒我們,要好好把握這段黃金歲月,不要等到多年後才回頭感嘆「早知道就多學一點」,所以,今天非常榮幸能在各位剛展開人生新旅程的時刻,與大家分享我過去數十年的職涯經驗與人生成長歷程,並讓大家了解什麼是外交,以及在執行外交工作時會面臨哪些不為人知的挑戰與龐大壓力。
二、 外交最前線:看不見的壓力與遺憾
2018年9月,日本燕子颱風造成關西機場關閉,當時輿論誤傳中國領事館派車接走受困旅客而台灣辦事處毫無作為,最終導致駐大阪辦事處蘇啟誠處長在住所輕生,後來證明那是一則假新聞,但悲劇已無法挽回。
今年四月,我們駐巴西聖保羅的一位組長王之華,也疑似因為處理領務案件的壓力與外部環境施壓,選擇了跳樓身亡。
這兩個令人痛心的例子,對在座未來的身心科醫師們來說應該很有啟發:一個人的崩潰絕對不是單一事件造成的,而是長期承受了外界難以想像的壓力,最終才走向這條不歸路,這就是台灣外交官在特殊處境下,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
三、 台灣外交的歷史傷痕與衝擊
近半個世紀以來,對台灣影響最深遠的外交事件莫過於兩場巨變:
1. 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聯合國是二戰後為了維護全球和平而成立的組織,我們曾是創始國,更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擁有一票否決權,退出聯合國後,我們也失去了參與世界銀行、國際海事組織(IMO)、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專門機構的權利。雖然世界衛生組織(WHO)不直接隸屬聯合國,但在我們退出聯合國七個月後,也被被迫退出,這對全民的健康權益與國際發聲權是極大的傷害,甚至導致一年內有25個邦交國,包括重要的日本、法國、英國等等,與我們斷交。
2. 1979年與美國斷交:1978年12月16日凌晨,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奉卡特總統之命,趕往蔣經國總統官邸將其喚醒,親自宣讀斷交信函,當時距離正式宣布只剩下7個小時。美國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強權,當時台灣的國防軍備、產品外銷、投資來源幾乎全仰仗美國,隨著《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廢除,台灣的國防出現了巨大的破口,房地產與股市暴跌,人民陷入極度的恐慌。
這兩段歷史說明了外交對台灣生存的重要性,身為外交人員,在面對這種生死存亡的挑戰時,必須思考如何將危機化為轉機,在有限的空間裡為國家爭取最大的尊嚴。

四、 邦交國的數字與外交官的使命
目前,台灣的邦交國數目是史上最少的13國,也是代表我們的外交處境最艱困的時候。
有人說,即使邦交國變為零,只要還有美、日、歐的支持,我們就能活下去吧?我個人的看法是:邦交國就像朋友,當你有苦難言或需要協助時,那些在國際舞台上為你仗義執言的盟友至關重要,每年的聯合國大會或WHA大會,都需要邦交國替我們發聲,讓世界看見台灣在醫療衛生上的貢獻,如果沒有了邦交國,台灣在國際上將陷入無聲的處境。
今年三月,我們剛失去了中美洲的重要友邦宏都拉斯,過去幾年,我們在該區域接連失去了巴拿馬、薩爾瓦多、尼加拉瓜與多明尼加,斷交的速度令人心驚,而我曾服務過的聖露西亞,則是在2007年經歷過斷交後又復交的特殊國家。
這裡也向大家解釋「大使」的身分,大使的全稱是「特命全權大使」(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代表你是國家元首特別任命,前往他國執行任務、擔任兩國橋樑的最高代表,大使必須遞交總統簽署的精美「國書(類似一封委託信,內容為希望能讓我們派某某人去貴國當大使,執行外交事務,希望能獲得您的照顧等等)」給當地領導人,獲得認可後才能正式執行公務。
五、 臨危受命:從雪梨到聖露西亞的「救火」之旅
2014年,我被派往澳洲雪梨擔任辦事處處長。雪梨環境優美、工作順手,本來我希望能在那裡待滿任期,然而2016年底,當時的外交部長李大維打了一通電話給我,希望派我去邦交國擔任大使,一開始我很抗拒,因為邦交國的生活條件通常較為艱苦,但李部長鼓勵我:「大使是外交官的最高榮譽,這是無可取代的頭銜,而且即使卸任還可以保留大使的身分。」更重要的是,當時聖露西亞的邦誼亮起了「黃燈(我們的邦交國有三個燈號:綠黃紅,綠就是很好一切順利,黃就是有狀況,紅就是馬上要斷交)」,我是被派去「救火」的。
2017年初,聖露西亞新上任的總理查士納(Allen Chastanet)是一名務實的商人,他一心想振興經濟,甚至在當選不到三個月就率團訪問中國,這在外交上是極其嚴重的警訊,代表斷交可能只是時間問題。當時連美國都發電報提醒我們:「台聖斷交恐怕已成定局。」使館同仁甚至已經開始打包行李,準備撤離。查士納總理在被當地電視台問到:「是否會與中國建交?」,的回答實在令人擔心,他說:「我們是否與中國大陸建交將取決於我們國家的最高最終利益,誰能夠幫我們更多,我們就跟誰在一起。」。同年6月,李大維部長原本要到聖路西亞訪問,卻被對方政府拒絕了,理由是總理不在,不方便,當邦交國對我們外交部長的訪問都不歡迎時,這表示邦交關係已經快要出狀況了
但我到了當地後,並沒有放棄,我帶著團隊(包含香蕉計畫、資通訊計畫、醫療計畫的同仁)進行地毯式的拜會,與政要、商界、媒體深入交流,我直白地告訴他們:「台灣只有十幾個邦交國,所以我們會傾盡全力協助聖露西亞,這十年來我們對聖路西亞的農業、資通訊、醫療都提供很大的協助,我們在這裡的工作也受到人民廣大的歡迎;但中國有190幾個邦交國,你們在那裡只會是微不足道的一個小國,他們不可能像台灣這樣重視你們。」
轉機出現在一場高爾夫球局,2017年7月,查士納總理主動邀我打球。在那五個小時裡,我們完全不談政治,只聊家庭教育、體育運動與孩子,那次球敘拉近了我們的人際距離,球賽結束前,總理把私人電話給了我,並說:「以後有任何事,直接找我。」就這樣,我們成功逆轉了局勢。隨後,查士納總理訪台受領十九響禮炮的軍禮,雖然之後談優惠貸款談了許久,但蔡總統仍在2019年回訪聖露西亞,兩國邦誼重新穩固。

六、 榮耀背後的代價:失速的身心健康
身為大使,雖然守住了邦交,但我的身體卻開始崩潰,大使生病了,邦交該怎麼辦?
我的健康危機始於2012年,當時因為長期出差時差調不過來,長官給了我半顆安眠藥「史蒂諾斯」(Stilnox),那是我第一次體驗到那種迅速入睡的神奇感,卻也從此與藥物結下了十年的不解之緣。到了澳洲後,藥量越吃越重,甚至在2015年發現甲狀腺長了鴿蛋大的結節,雖然手術順利,但術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累,必須服用抗焦慮、抗憂鬱與助眠的各種藥物,包括Rivotril和Zoloft。
更痛苦的是無名疼痛,我的背部肩胛骨常感到鑽心的痛,做遍了MRI、X光、復健、針灸、整骨都無效。2019年,我在前往巴拉圭的航班上發生了「空中驚魂」,飛機在三萬英尺高空時,我突然感到無法呼吸,即使吸氧也無效,那一刻,我腦海中開始跑馬燈,體驗到了生死交關的恐懼,下機後在邁阿密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附設醫院緊急檢查,五個小時的檢查花掉兩萬美金(約六十萬台幣),這讓我深刻體會到台灣健保的可貴,後來才診斷出,這一切都是自律神經失調與長期壓力造成的。
七、 墜入深淵與重獲新生:與憂鬱症的搏鬥
2020年奉調回國後,我的病情轉化為嚴重的憂鬱症。當時我擔任國會聯絡室召集人,每天面對立法委員的質詢壓力,讓我整個人徹底垮掉,我向吳釗燮部長請辭,開始接受rTMS(重複性經顱磁刺激)治療。憂鬱症最可怕的地方在於那種「不想動」的絕望感,我只想待在黑暗的房間,甚至一度計畫在辦公室結束生命。
就在我準備實踐那個念頭的當下,電話響了,那是我在美國的兒子打來的Messenger通話,他就那一聲「Hi Dad, how are you?」把我從懸崖邊拉了回來。
到了2022年,我的症狀轉向「躁鬱症」,我變得很亢奮、每天只睡三小時、瘋狂購物,甚至一次買兩套按摩椅,醫生說,我的多巴胺從過少變成了過多。
後來,我被派往高雄的外交部南部辦事處服務,高雄的陽光救了我,部長吳釗燮可能知道憂鬱症患者需要陽光,才把我派來這個充滿人情味的地方。在兒子的鼓勵下,我也開始強迫自己運動,即使只是簡單的流汗,也能排掉心中的毒素。後來我想說可以在捷運上聽點音樂、轉換心情,偶然聽到周杰倫的《Mojito》,那種輕鬆的節奏突然讓我發現,原來窗外的天空這麼藍,人生其實可以很美好。

八、 找回平靜:書法、心經與新的生活步調
在高雄,我找回了對音樂、書法與畫畫的熱愛,我現在每天清晨四點半起床,花50分鐘一筆一畫恭寫《心經》,那260個字帶給我極大的平靜與成就感,我也認識了新的伴侶凱琳小姐,她是一位瑜伽老師,我們每天一起晨讀、冥想、繞著澄清湖健走流汗。
今年四月,我終於停掉了吃了十年的安眠藥,這是我在高雄最大的成就。
九、 給醫學生的最後祝福
各位未來的醫師們,你們將來在看診時,請千萬記住:不要只看症狀,我的背痛看了幾十個醫師都治不好,最後才發現病根是長期壓力導致的肌肉緊縮,心理與生理是緊密相連的。
人生難免有掛礙,但我們要學習如何去釋放壓力,不管是運動、音樂還是嗜好,都要為自己找一個出口。最後,我想用《心經》裡的一段話祝福大家:「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當你的心裡沒有了重擔,自然就不會有恐懼,身體也才會健康。希望大家都能身心靈平安喜樂,成為一名有溫度的醫生。
Q&A
問:「從醫學觀點來看,您對未來醫事人員有什麼建議?」
答:「絕對不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的案例證明,長期背痛可能源自於壓力的積累。人在壓力下會慣性聳肩、緊繃,長期氣血不通就會導致疼痛,所以,如果你們未來遇到久治不癒的骨科病人,或許可以試著轉介給身心科,從心理源頭尋找答案。」
問:「台灣目前最大的外交困境為何?有沒有解決方法?」
答:「最大的困境始終來自中國大陸的打壓,他們不承認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外交空間。早年我們可以用金錢援助(金援外交)來競爭,但現在大陸的國力已非當年可比,我們無法再用錢買邦交。
解決方案有二:
1. 持續鞏固現有的13個邦交國,讓他們感受台灣實質的國力協助
2. 積極拓展與美、日、歐、澳等非邦交國家的實質關係。
雖然沒有正式名分,但我們在經貿、科技與民主價值的連結,有時比正式邦交更深厚、更有戰略價值。」
問:「您當年為何會從報社記者轉職為外交官?」
答:「我研究所畢業第一次考外交部時落榜了,才進入報社服務,但我非常感謝那三年的記者經驗,因為記者必須挑戰官員、追問真相,這鍛鍊了我在大場合的應對能力與分寸。然而,當時報社的工作型態需要頻繁應酬、熬夜,讓我對這種生活感到厭倦,才在朋友鼓勵下二度挑戰外交官特考,最終順利錄取。」
問:「台灣目前的國防與外交是否過於依賴美國?」
答:「這是一個現實的考量。面對強大的鄰國威脅,台灣必須與願意提供精良武力、且理念一致的國家合作。長期以來我們的國防系統、武器(如戰機、坦克、軍艦)都是美系規格,這是一種必要的安全保障,雖然我們主張「人必自救而後天救之」,但在現階段的國際現實下,美國確實是台灣國防最重要且最可靠的夥伴,所以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換作任何一個國家,你說依賴美國也好,你說美國是你大哥也好,你都必須要接受,因為除了美國能提供我們這些軍事支援外,我想沒有其他任何國家可以幫助台灣。」
